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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张从正对内经心身医学思想运用与发展 　　摘要：《内经》对张从正中医心身医学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儒门事亲》引用了内经原文多达216次。张氏对内经中心身医学思想的运用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病因病机、治则治法、情志相胜、“痰迷心窍”学说4个方面，其对经典的继承和运用为后世学人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内经；张从正；心身医学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4）10-0020-03 　　《内经》的成书标志着古典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定，它是一部“元典”，其关于心身疾病的病因、病机、治疗、预防、心理养生等均有较为系统而完整的论述。现代医学所认为的心身疾病，广义而言，主要是指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躯体器质性疾病和功能障碍[1]，而中医学范畴的心身疾病，则是指由情志因素所致的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病变，多用“五志七情”来进行概括，其外延显然比现代医学要广。张从正在充分继承了《内经》中情志发病学说之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与运用，达到了古代中医心身医学的高峰，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和具体治法，影响深远。 　　1“五志七情”与“九气感疾” 　　《内经》以“五志七情”学说来解释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表明了精神心理活动是心的功能之一，而神的活动是经“五神”和“五志”来表现的[2]；《素问?宣明五气篇》曰：“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表明了五志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产物，而当脏腑气血功能出现太过或不及的改变时，则会出现相应的情志变化，《灵枢?本神》曰：“血气有余，肝实者善怒；血气不足，肝气虚者善恐。”心理活动与躯体的生理活动密切相关，五志与脏腑的功能活动相对应。《灵枢?天年》曰：“五脏己成，神气舍心，魂魄毕俱，以成为人……五脏皆虚，神气虚去，形骸独立而终矣。”这种“神形相即”，即心身统一的思想，贯彻在中医学的治疗理论体系的始终。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过程中，长期且不良的情志刺激，会超出机体的承受限度最终导致疾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素问?举痛论篇》：“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灵枢?口问》：“悲哀愁扰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这些论述构建成以阴阳失调、气机紊乱为核心的五志七情学说，由宋代陈无择发展为内伤七情发病学说，最终确立下来。张从正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加以大胆突破。 　　《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在本篇中，张氏分别对九气作了系统论述，阐发了病机，归纳了《素问?举痛论》中的喜、怒二气的病理表现，充实发展了《内经 》的情志发病学说。同时，张氏又将体质、先天禀赋、后天的社会经济因素纳入心身疾病的诊断治疗中，大大充实了中医心身医学的病因病机体系。《九气感疾》篇中记载了60余种心身病证，因此一些学者将这篇论述看做一篇古代心身医学专论。 　　2三法治疗中医心身疾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因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张从正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攻邪理论”，《儒门事亲?卷二》中断然提出“凡在表者皆可汗”、“凡在上者皆可吐”、“凡在下者皆可下”，“三法可以兼众法”，“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也”的结论，远远超出了由《内经》和《伤寒论》所开创的三法范围。《儒门事亲?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内经》一书，惟以血气流通为贵。”《金匮要略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更提出：“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表明气血流通、元真通畅是平人的生理状态，而邪气侵袭影响血气流通，阻碍元真通畅是导致机体发病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当以祛邪为首要，邪去才能恢复人体血气的通畅。如以郁证论之，“吐之令其条达也”，“下者推陈致新也”，吐、下两法的运用都寓有流通气血，通畅元真之用，以达到治疗郁证的效果；又以寒邪而论之，“寒则血行迟而少，”当先除致病之寒，“寒去则血行，血行则气和，气和则愈也。”张氏把诸药、诸法统归于三法，如“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泄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又把引涎、追泪、嚏气等凡上行者皆并为吐法；把催生、下乳、通经、逐水、泄气等下行者皆并为下法[3]，并在临床中大胆运用，大为拓展了三法的应用范围。三法用于心身疾病的治疗的理论与运用基础不以情志病变为主，而以情志所致脏腑功能失调，致使机体形成瘀血痰饮等病理产物，演变为以内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