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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前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中新论点 　　[摘要]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经济理论、阶级理论、异化理论、劳动分工理论、人的本质理论等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女性主义理论。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最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艰难的起步之后，随着研究层次的不断深入，研究面的逐步拓宽，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新论点 　　一、?P于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方面情况概述 　　20世纪女权主义的研究在国外已经蔚然成风，在我国对于妇女权利的讨论最早始于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极力宣传新式妇女观。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使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妇女解放思潮出现了崭新的内容。早年在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妇女权利的维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指出“延安妇女应当推动全国妇女起来共同奋斗努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已经完全清除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对于妇女压迫的遗毒。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国妇女至此从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体，而非被动的客体。1990年江泽民在国际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观”。1998年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始招收女性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正式步入正轨。 　　从目前资料来看，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系统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季明在《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中率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作了经典式的科学概括，他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要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压迫的根源，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阶级斗争与性别斗争是同时进行的”。1995年，沃野在《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首先看到了国外女权主义分为“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种之中，最后一种最有影响”，并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划分为早期和后期两种。1996年，继红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文中指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创新点，例如家务劳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家庭与意识形态等。1997年，王跃华、张国胜在《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中指出，“修正传统女权主义对家庭的看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又一新的动向”，在此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一直强调“家庭”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场所。在专著方面，首屈一指的当属秦美珠教授所撰写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层面逐步拓宽，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最主要的缺点也很明显，即没能像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那样形成派别，或者只能称之为一种学潮，还算不上是“主义”式地研究。 　　二、目前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方面的最新论点 　　1.从社会性别的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变化。传统的女权主义在对妇女受压迫的解释和解决方案中，都是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或者是人类特定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阶级斗争时也同样很少提到性别差异，在其观念里无论男女都是“无产阶级兄弟”。这与女权主义者们的理念相距甚远，她们正是不想成为“奴隶的奴隶”而开展斗争，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也保留了其最初的关于性别的看法。 　　章立明充分看到了阶级分化对性别分工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与恩格斯所探究的阶级与性别对男女之间造成的冲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顾红曦认为“两性关系并不仅仅是身体的生理活动，两性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性政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性别借以求得维护自身权威并将其权威扩展到从属地位的性别之上的过程”。严泽胜则认为主体的性别身份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实践，而是它们通过决定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倾向而创造了主体。至于国外学者朱迪?巴特勒，显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她深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真正内涵，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而这里的社会存在就是已经存在了的社会上层建筑，既存的上层建筑反过来实现了对人的“压迫”，也就是社会存在对人造成的异化，当然这种异化已经深刻到足够改变个人的“性别”观念。 　　2.引入心理学的观点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由于受到以弗洛伊德为主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也试图从心理学方面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