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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视角下引咎辞职制度适用性分析 　　[摘要]引咎辞职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无法律条文上的明确规定，而是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运行，是权力制衡的自然产物。我国在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正式引入了引咎辞职制度。建立引咎辞职制度是加强政府官员责任意识，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的重要举措。但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要把这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并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尚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本文基于责任政府建构的视角，对该制度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的适用性及其运作做出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引咎辞职 责任政府 政府监督 　　作者简介：李中英（1984-），女，汉族，浙江金华人，南京理工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策分析。 　　 　　1993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首次正式确立了公务员的辞退制度和辞职制度。该条例虽未提到“引咎辞职”的概念，但现今推行的“引咎辞职”实源于这一项制度。2004年4月，《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出台，在总结以往引咎辞职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讨论，最终对党政干部“引咎辞职”作了结论性规定。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引入了引咎辞职制度。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海宁市市长张仁贵、阜阳市副市长马明业、嘉禾县县委书记周余武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因各种过失而引咎辞职。2005年11月，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为发生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松花江污染引咎辞职，震动全国。 　　虽然种种迹象显示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开始推行起来，但是否能够真正有效的实现激发官员政治良知和政治耻感，并以个人的方式承担责任还有待商榷。引咎辞职作为一种弹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大力推行引咎辞职对责任政府的完善起到的究竟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尚值得讨论。 　　 　　一、实施“引咎辞职”制度的困境 　　（一）保证条件不健全 　　引咎辞职在一些西方国家并无法律条文上的规定，而是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运行，是权力制衡的自然产物。如果官员出现过失却没有引咎辞职，同时又没有达到启动罢免程序的程度时，立法机关可以提出质询、弹劾或不信任案对其进行责任追究；媒体有大量的平台表达民意，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民众的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强，可以决定对失职官员的授权与否。正是因为西方国家政治透明度高，权力约束机制比较健全，责任政府通过权力制约方式才能得以比较充分的实现。 　　而在中国推行“引咎辞职”，这些保证条件还很不健全，“引咎辞职”的推行必将面临一些中国式的现实难题，进行中国式的转型。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主要的监督部门，政府由其产生并对其负责。但是在现实中，人大这个具有资格最应该采取行动的机构在几次事件中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以密云县县长张文辞职案为例，当地人大仅仅是在对张文的党内处理结束后，审议同意张文辞去密云县县长的职务，在整个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和缺乏权威。再者，虽然我国近年来一直提倡政务公开，但事实上民众或是媒体都很难获取公共管理的核心信息。民众参与政治的途径留于形式，当民众作为边缘参与监督政府这个中心的行为时，效果微乎其微。 　　（二）行政体制的弊端的制约 　　引咎辞职制度的实行，要与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相配套，否则就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的弊端制约着引咎辞职的实行。 　　首先，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不清。我国的行政机构规模过大，机构林立，部门过多过乱，行政效率低下，权力关系不畅。其次，问责体制缺陷。我国现阶段的问责体制以行政性问责为主，而行政性问责体制的特点是：第一，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或者比较模糊，或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一般只有行政性文件依据，或者行政首长的临时性决策。第二，在权力配置方面，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最高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入实践，其力度也大，最高领导有其他考虑了，问责就会退而变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时候甚至是停止运作。与有权力的行政领导人相比，需要承担责任的官员，往往是下级，在问责过程中，往往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 　　（三）对责任政府建设的消极作用 　　在现今中国行政体制下，过度推行引咎辞职制度可能对建设责任政府起到消极作用。 　　第一，引咎辞职可能造成权力的放纵。引咎辞职本应是对行政责任的承担，但在依法行政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不排除有的领导为逃避自己的行为责任而采取“引咎辞职”，以求大事化小、避重就轻的可能。 　　第二，引咎辞职可能成为政府文过饰非的工具。引咎辞职，往往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消极作用，而政府无力或无法予以包容的情况下，向公众的一种妥协。它将政府的行为转化为个人的行为，又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