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治理中社会组织价值研究.docVIP

邻避冲突治理中社会组织价值研究 　　[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的邻避冲突比过往任何时期都更集中、更密集，冲突方式亦多有变化。常态化的邻避冲突治理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政界、学界孜孜探索，不断探寻行之有效的治理路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邻避冲突，挖掘社会组织的公共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邻避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怎样定位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中的角色，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功能如何等问题亟待探讨和分析。本文从社会组织的社会角色入手，基于社会资本力量，分析其在邻避冲突治理中的价值表征。 　　[关键词]社会组织 邻避冲突 治理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使高密度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日渐增加，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类是趋于城邦的”，在今日中国城市规划进程中，公民对城市公共环境、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公共设施的健全与全方位跟进。那些惠及全民、弊于周边居民的邻避（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设施，因特殊的城市功能性和社会价值，导致了我国诸多邻避项目陷入了“论证（环评）――开工――协商――暂停（终止）”的微死循环。邻避情结或因此激化形成社会矛盾，或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乃至群体事件的发生。邻避冲突的发生或使政府、企业在治理环节中双双失灵，专家、学者以及官员都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基于已有的冲突解决方式，笔者发现，社会组织独具的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特征，使其成为天然、有效的邻避冲突治理的“行家里手”，为有效解决邻避冲突提供了最具优化的路径依赖。 　　一、邻避冲突治理的居间人 　　邻避冲突多因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与周边居民的利益关系而导致了不和谐事件的发生。邻避设施作为一类公共项目，通常是城市规划中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设施，旨在使全体居民受益。然而，在邻避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未妥善协调好与周边居民的利益分配，利益补偿机制缺乏，导致政府、企业与邻避设施周边居民之间出现分歧，产生冲突。当周边居民在利益缺失无处投诉之时，政府即成为冲突的当事方，或被视为是企业一方利益的辩护人，故而冲突治理主体缺位或缺失的现象屡见不鲜，居民已无法对政府、企业产生信任和信赖，在居民利益受损的前提下，邻避项目自然无法继续开工，邻避冲突治理更无从谈起。比如，2012年7月2日，四川什邡民众因担心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到什邡市委、市政府聚集，并逐步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在个别人的怂恿、煽动下，少数市民再次强行冲击市委机关大门，机关大门被推倒、毁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据报道，此钼铜项目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重点项目、四川省特色优势产业重大项目和四川省“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如此大型的重点项目，由于实施之前没有与当地民众很好的沟通，导致政府和企业均成为本次群体冲突的当事方，当地民众无法信任他们的解释、说词，继而遭到民众的极力反对，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项目也宣告停止[1]。无独有偶，2014年3月30日，茂名群众为了表达对拟建芳烃（PX）项目的不满，部分群众聚集茂名市委门前表达意愿，PX事件愈演愈烈，但政府对项目的公开透明环节没有做足前期工作，使得茂名邻避冲突日渐升级，政府难以控制局面。钼铜、PX两项重大项目的“惨败”，显然是周边居民对项目的排斥，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企业的嫌恶造成的。假如在项目立项之前，政府、企业能够通过社区或环境协会等社会组织进行广泛的科普宣传，一定会增加民众了解项目、接纳项目的可能性。 　　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型中，政府首先是社会冲突调停的当然方或应然居间人，然而现实中因邻避冲突引发的不稳定并不能因此而得以缓解。鉴于政府邻避冲突在治理上的无效状态下，对比社会组织因其独具的功能性和社会属性，更易于成为解决邻避问题的“调解员”和“居间人”。一般而言，社会组织相对独立，具有中立、无偏私的优势，更易于被冲突的双方接受、认可。作为被法律承认的社会组织，承担了一定的公共责任，具有一定的非营利性质，其参与冲突治理的过程中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因而社会组织成为解决邻避冲突重要的调解员。同时，根据邻避项目的特征，可以分析出许多冲突产生或升级的关键原因就是由于政府、企业对周边居民在利益补偿上无法最大化地弥补居民的损失，而社会组织则恰恰可以成为减少成本收益率的有效群体，通过稳定冲突各方的不稳定情绪，营造适于政府与居民谈判的外部环境，推动政府与民众在合法合情的约束下交流、对话，从而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缓和民众与政府、企业的矛盾。如果可能，将社会组织作为信息沟通、传递、减缓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客观上就会减少因邻避冲突引发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失序现象。 　　二、邻避冲突治理中的维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