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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两项原则 　　说到历史剧的创作，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郭沫若先生。他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起了一面旗帜。他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６部历史悲剧，为革命“立了大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他又以其创作实践为历史悲剧创作提供了借鉴，为中国话剧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屈原》等６部史剧除了适应当时形势表达反分裂求团结的主题之外，还生动地重新解释了民族精神。具体地讲，历史剧中郭沫若力图借助将古代仁人志士“复活”，进一步挖掘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念。他是从重新解释文化传统、发掘民族精神中的“仁义”思想来回答现实问题的。向传统文化靠拢的倾向一直是郭沫若所尽力追求的。但是以审美方式选择广泛深刻地挖掘历史过程中蕴藏的民族精神力量，在一大批光彩绰约的女性形象和屈原、信陵君、高渐离等具有民族气节、心存仁义观念的热血男儿身上寻求自身的精神寄托，力图在历史传统中发掘一种支持我们民族觉醒、新生的精神动力，一种支撑我们民族现实战斗的意志力、凝聚力，这只能发生于民族处于危亡时期。《屈原》等６部历史悲剧就是郭沫若在这种处境和思想状态下完成的，因而决定了这一过程必然是一个寻找英雄时代和英雄人物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史剧也必然是英雄悲剧。郭沫若是情绪激昂的诗人，因此他的英雄悲剧也就自然地洋溢着一种慷慨悲壮的激情，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倾向。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他从传达自己的理念和情感出发，遵循理想化与情感化的原则，以一种夸大的手法强化人物塑造、赋予主人公罕有的、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道德品格，从而使他（她）们在人格上具有了非凡的道德力量和感召力量。 　　郭沫若在其史剧理论文章《献给现实的蟠桃》中有一段名言：“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怎样合理地发展。”郭沫若史剧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都是有历史依据的，而发生的事件也是在当时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他的理想化原则主要体现在对悲剧主人公形象的塑???上，即把史剧中的这类形象作为英雄来刻画，尽力展示这类人物在智、情、意３方面的与众不同。在郭沫若史剧中，这些人物都有超凡的意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念；都有时代前驱者和先觉者的思想，能辨认并始终不渝地把握时代的方向；他们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强烈鲜明的爱憎、无私博大的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理念。对此，郭沫若说得很清楚：“战国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故尔有这仁和义的新思想出现。我在《虎符》里面是比较的把一段时代精神把握着了。但这根本也就是一种悲剧精神。要得真正把人当人，还须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他们从仁义出发，最终走向民众。他们的精神行为，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亦即那个时代人民的要求。郭沫若史剧中的悲剧人物精神追求和前途命运，始终同人民的要求息息相通，不仅他们的斗争是为了广大人民，而且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作者对悲剧主人公的这种处理方法，首先与抗日战争时期高涨的民本情绪相关，同时它也透露出郭沫若对顺乎时代潮流、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民族英雄的深情期待。他把这种期待“复活”在仁人志士身上，赋予古人以自觉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感。从他们的精神气质中，我们看出了更多的作者身影，几乎每个悲剧主人公身上都具现着郭沫若自己的气质和情绪，这体现着作者史剧创作的理想化原则。 　　郭沫若史剧创作理想化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人物自觉意志的强化以及对悲剧人物死亡的处理上。悲剧人物的斗争和事业虽然注定以悲剧告终，但其自觉意志却总是在逆境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因此郭沫若剧中英雄人物的自觉意志永远是自由的。屈原与楚国统治者斗争失败了，由此而陷入被诬告、罢官、驱逐、逮捕和毒杀的绝境，但他为实现其道德理想而斗争的意志却更加坚强，更加刻骨铭心，终于升腾到自由的境界。郭沫若以神驰宇宙、呼唤风雷的那段“雷电独白”集中表现了屈原性格中的那种自由意志。郭沫若的剧中人物命运往往是以死亡告终，然而死亡被郭沫若处理得颇为高超，处理成悲剧人物自觉自由意志的完成和实现。死亡是他们的道德精神力量和非凡意志力量的升华，死亡不是美的毁灭，而是美的圆满完成的形式。《棠棣之花》中聂政等的死是“自己设计的死刑”，其意在于要使自己“鲜红的血液”迸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把主人翁们唤起”，“团结一致”，“高举解放的大旗”。郭沫若对悲剧人物的死亡总是赞美的，总是力图写出悲剧人物的死亡所引起的积极效果，并对悲剧人物的死亡作出崇高的评价。 　　郭沫若史剧创作的另一个原则是情感化，因而感染力极强，极能引起共鸣。在悲剧人物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关注人物内质中的非常因素，赋予人物理想的性格形态。作为情绪化的诗人型的剧作家，他对人物情感内容的挖掘与表现更为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