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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正义城市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面向正义城市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容摘要:正义城市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理论体系。本文在辨析正义城市、城市更新和城市空间治理等概念的基础上,从城市空间治理的方式、工具、对象和效果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明确建设正义城市将成为我国城市空间治理的目标,进而介绍正义城市理论三个标准在城市社区空间治理中的具体要求,总结了国内外城市空间治理研究的差异,微观层面的空间治理将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治理 正义城市 城市更新
概念辨析
正义城市。范因斯坦(Fainstein)在《正义城市》(The Just City)中明确提出:她的写作目的是发展正义城市理论,并用它去评价现有的、潜在的制度和项目,特别是适用于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实现城市更大的社会正义。选择“正义”作为评价城市政策的标准有两个理由:现有假定的理想条件下,正义是哲学范畴内深思熟虑后达成的一致结果,能够被定义为一个评价标准;罗尔斯主张正义即公平,差别原则意味着机会的公平,任何的不公平都是为了社会上最不利者谋取利益。范因斯坦认为正义城市有三个量度:民主,指普遍的公众参与及公众监督决策过程的机制;公平,指各种资源的公平分配,保证实现道德上、权力上、机会上的公平;多元化,指维护一个多元化社会,以及其中不同阶层的互相尊重、包容共存。尽管正义城市理论源起于城市规划领域,又应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新中,但并不妨碍其主要思想的推广。国家性质决定我国城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家园,城市建设应当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的城市社会与正义城市的三个品质有异曲同工之处,正义城市理论本身包含着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理念,能够成为指导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理论。
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城市更新起自西欧,涵盖欧美国家自二战结束至今的一切城市建设内容,应用中有城市重建、城市再开发、城市复苏、城市再生、城市复兴等多种表述,另外还有城市改造、旧区改建、旧城整治等类似词语。就其内容来说,以英国为例,大致包括城市产业转型、内城再美化、郊区多样化和城市营销等多个方面。城市更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物质环境的提升、社会文化的复兴。旧城改造是狭义层面的城市更新,旨在修复衰败陈旧的城市物质构件,以使其满足现代功能的要求,包括小块修复、大面积修缮、调整建筑内部结构以及全拆重建等,多出现于政府文件、市民口语中。
城市空间治理。治理的内涵是国家事务和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空间治理是指通过资源配置实现国土空间的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利用,以及各地区间相对均衡的发展。治理强调的是多方参与,其中政府仅是权威的一方,其他方面包括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法制等。以此来看,城市空间治理就是把空间治理放在城市的范围内、尺度上,通过资源配置过程,实现城市空间的有效、公平、可持续利用,以及城市内各地区间的相对均衡发展。显然,旧城改造或城市更新是城市空间治理的题中之意,而城市空间治理在内容上要更加宽泛,它主要包括城市空间变化、资源配置协调机制、空间治理效果。城市空间治理最初属于城市规划范畴,后来加入了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公共管理的内容,城市空间治理便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经济地理学侧重于城市空间治理中的资源配置协调机制、治理模式与效果评价。
城市空间治理研究进展
企业化治理。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资本不平衡发展理论阐释了城市更新的动力机制,城市增长联盟主导了城市空间的趋利性重构。二战以后,西方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是为城市空间重构的最初实践;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政府财政危机,城市治理模式从凯恩斯的管理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企业化治理,助长了政府将既有城市空间价值最大化的冲动;新自由主义推崇增长第一的发展理念,使城市更新转变成一种空间手段和工具。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的生产理论认为权力和资本推动着城市空间的生产,资本投向城市空间的动力机制是由资本三级循环和资本“租隙”理论主导的,城市更新是城市空间力量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和权威严厉管制下的经济自由模式的共同作用下,城市政府从治理城市的管理人转变为经营城市的企业人,地方政府和经济精英组成的城市增长联盟选择了高度趋利化的企业化治理方式,对中国城市空间进行大规模开发和趋利性重构,表现为城市扩张和城市更新。城市空间被假设为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空间的交换价值通常成为政府官员和开发商攫取利润的目标。在后工业化转型、过度城市化、城市竞争等多重压力下,城市政府短期内难以改变自上而下的企业化治理方式,因此空间重构和城市复兴的过程中,必须对企业化治理模式进行约束,寻找能够实现空间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治理方式。
城市空间治理工具。城市空间治理是多元利益群体参与的城市空间再开发过程。二战后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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