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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中历史作用 　　摘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重庆成为多党合作的舞台中心，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新中国政治格局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局在重庆的统战工作实践为多党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中共在重庆谈判时期的统战活动使多党合作思想深入人心，中共积极促成民主党派在重庆建立为多党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实践开创了多党合作的重要形式。研究重庆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有助于为巩固和完善新时期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统一战线；多党合作；重庆；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4-0054-0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民族抗战和民主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发祥地、中国“政治协商”的诞生地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源地，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新中国政治格局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统一战线及多党合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 。 　　一、南方局在重庆的统战工作实践为多党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从成立伊始，南方局就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将统战工作作为首要工作，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的交友和统战活动。他们与在重庆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内主张抗战的力量、地方实力派、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等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并在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共同事业中建立了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政治关系，同时以国民参政会等为平台，积极推进国统区宪政运动的发展，为多党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 　　（一）以诚相待，广交朋友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 海纳百川，广交朋友，把国统区一切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民主爱国人士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面对抗战形势，南方局深刻认识到“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2]，为此开展了大量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主要力量。当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行使弹劾权受阻愤而离渝，第三党章伯钧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救国会陶行知为创办学校四处筹款之时，南方局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赢得了广大中间党派人士的信赖与支持。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势力的重要力量。南方局除专门在统一战线委员会下成立经济组负责往来结交外，周恩来还亲自做其中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接触和交往中，工商界人士纷纷抛弃“实业救国”的幻想，逐渐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 　　对于地方实力派，南方局先后派出华岗、张友渔、杨伯恺等人与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广西的李济深，云南的龙云、卢汉建立了联系。1943至1944年间，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文辉在南方局的建议和帮助下，坚持反蒋斗争，一次次化险为夷[3]。 　　南方局还十分重视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如借用文化人“红白日”，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等，并以话剧为突破口开展“雾季公演”，在国统区掀起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除了思想精神上的支持外，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当周恩来听说中国话剧运动奠基人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杀后，亲往慰问，并将其送往桂林休养。针对知识分子的困窘生活，《新华日报》响应文协号召，向社会呼吁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4]，充分体现了南方局对广大进步文化人的关心和爱护，密切了与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文艺工作者的联系。 　　（二）患难与共，真诚合作 　　国民政府迁渝后，由国共两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全国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也随之移至重庆，为多党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国民参政会总共召开了13次会议，其中有11次会议是在重庆召开的。南方局以国民参政会为舞台，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掀起了两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宪政运动。 　　1939年9月9日至1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参政员首次以议案形式向大会提交宪政主张，并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