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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节能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变化影响研究 　　摘要 本文将金融节能与金融发展同时引入传统LMDI分解模型，并融合脱钩弹性指数，分析了两者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检验了1997―2015年中国29个省区金融节能与金融发展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尽管1997―2015年中国碳排放规模的扩张趋势较为明显，短期来看，这一演变仍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碳排放增量持续扩张期、碳排放增量波动下降期以及碳排放增量平稳期。其次，不仅金融节能、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是在短期和长期诱发中国碳排放变化的三个最主要因素，而且前两者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还大于后者。再次，金融节能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短期和长期作用方向始终与金融发展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短期和长期作用方向相反。最后，金融节能和金融发展与中国碳排放变化之间在短期内基本维持弱脱钩或强负脱钩两种状态，而在长期呈现强负脱钩状态，通过分解这些脱钩弹性状态的诱因，不仅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的作用方向始终相反，而且两者还分别在金融节能与中国碳排放脱钩弹性变动以及金融发展与中国碳排放脱钩弹性变动中发挥截然相反的作用。 　　关键词 碳排放；金融节能；金融发展；LMDI模型；脱钩弹性指数 　　中图分类号 X196；X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0-0122-09DOI：10.12062/cpre 　　削减碳排放是中国实现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前提。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面，金融发展有益于扶助企业采用新技术、减少能耗，推动碳减排进程，另一方面，金融部门的发展壮大还会刺激工业和制造业等传统部门的扩张，带来碳排放规模的增长[1]。因此，为实现中国政府2015年于巴黎气候大会承诺的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不仅需要从“数量”维度来剖析金融发展规模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更需要在此基础上探讨“效果”维度的金融节能程度即金融信贷水平对能耗规模，对碳排放变化的作用。有鉴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节能程度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存在多条路径，而这些影响又有着时间上的差别，所以，本文的研究还将区分金融发展和金融节能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便于更好地提供金融减排政策依据。 　　1 文献回顾 　　在既有的相关文献中，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变化两者关系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金融发展是否能够促进碳减排？支持这一论断的学者认为，金融发展通过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技术的革新以及激励企业扩大节能减排设备的投资和使用等方式推动了碳减排进程[2-3]。然而，质疑这一论断的学者却发现，金融发展既可能与碳排放变化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4-5]，还可能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成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途径来增加能耗和碳排放量[6-7]。之所以呈现截然相反的结论，Nasreen和Anwar[8]推测是因为各国或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将有助于抑制碳排放，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则会带来碳排放的增加。其二，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有无差别？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较为缓慢，两者虽然在长期呈现了稳健的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的相互作用并不明显[2-3，9-10]。与之相反，另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金融发展均是引起碳排放变化的重要因素[4，7]。其三，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变化的作用是否受到测度指标本身的影响？虽然学者们均试图揭示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变化之间的数量关系，但是现有研究中用以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却并不相同，例如，选取金融发展规模[11-12]、金融发展深度（或金融深化程度）[9，13]、金融发展集中度[9]以及金融发展效率[11，13]等变量来代表金融发展。由此可以推断，有关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变化影响的结论差异，可能源于研究中所用测度指标的不同。 　　虽然现有研究为我们大致呈现了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变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仍存在些许不足：首先，缺乏有关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变化影响机理的讨论。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环境库兹涅茨（EKC）倒U理论和STIRPAT模型出发，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方程，将金融发展引入其中并加以剖析。然而，上述这两种理论均旨在说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将其扩展应用于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尚欠缺机理论证。其次，缺乏针对性的指标来测度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从金融发展本身来优化测度指标，而忽略了指标层面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链接。例如，以非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比重度量的金融发展效率并不能针对性的解释金融信贷资金在碳减排中的作用，进而也不能很好地体现金融发展的节能减排功效。据此，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