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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安波同志在中国音乐学院办学实践 　　波同志（1915―1965）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首任院长。2015年正值安波同志诞辰100周年，重温安波在建立中国音乐学院之初的基本办学思想和实践，对今天办好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事业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1935年，20岁的安波同志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从此，他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为我国革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安波同志在音乐创作和民族音乐理论以及其他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过去已有不少他的老战友和专家学者做了介绍和研究。这里，我们仅从当年在中国音乐学院与安波院长的接触以及亲聆教诲的往事中，作一些回顾。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了中国音乐学院，并亲自调安波同志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从安波同志调入学院直至他逝世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为学院的初创和未来发展做了大量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并亲自主持和参加一系列办学以及教学实践工作。 　　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建院的首位 　　安波同志对学院的思想建设，首先是通过讨论，提高和统一思想，领导党委一班人和全院师生制定了《关于中国音乐学院的设想（草案）》（简称《设想》），这是一份办学的纲领性文件。当时，对音乐提出了“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的要求，虽然音乐界在理解和执行上存在有某些片面之处，但是今天看来，当时安波同志无论在学院的方针任务、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乃至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要求，基本是正确的、科学的、甚至是有远见的。如在《设想》中，对学生的培养，提倡德、智、体三育并重但以德为帅。既注重政治思想、劳动品德的教育，同时也抓紧业务训练与体魄锻炼。在古今关系方面提倡“要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在中西关系方面提出“反对盲目崇拜西洋，也反对国粹主义”；在强调认真加强政治学习的同时，也要求加强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课堂讲授与艺术实践并重”，如此等等，都是从事物的辩证关系来对待办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说，《设想》体现了安波同志的文艺观以及建立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基本思路乃至具体的办学方法。 　　我们还可以从安波几次在全院师生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进一步了解他的文艺观及办学思想。如1964年4月7日，向全院师生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辅导报告中，谈到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和态度时说到继承性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创造文化，不能从天上掉下，要继承优秀文化成果，批判地继承。”他还谈到对文艺创作的题材、风格，“不能理解过分狭窄”，并明确指出“对传统的、外国的音乐，不应盲目排斥”。1964年10月29日，安波在全院大会上肯定了建院的《设想》，认为“这是打下了一块基石”，同时指出，“至于有计划的、全面的、系统的教学改革，还没有开始，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他认为“党委和院委对教学工作没有很好地抓起来”。在提到当前学院建设的任务时，他一再强调“要搞革命的、科学的、有成效的改革”，“不能胡来乱来”，指出“经过科学的客观分析的东西才是最有成效的，有成效就是革命的科学的表现”。 　　对于教学管理，安波同志提出“第一首先是要保证基本教学秩序”。在教材建设方面，他在强调“三化”的同时，又一再指出“在学习上要有借鉴，否则就搞得路子太窄了”。他指出“无产阶级的人民教师又要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加以改造，又要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安波同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能够从中西、继承与创造、革命化与民族化等辩证关系来认识的指导学院的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建院之初，为了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安波同志迅速从全国各地调入了一批在民族音乐理论、创作、声乐、器乐各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专家，或采取借调兼职等方式，大大充实了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力量。各个专业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组织师生深入生活，学习、研究民族民间音乐。1964年以后正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但是安波同志对教学的重视使得他始终从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的角度强调技术的训练。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我总觉得还应该能够稳定稳定，把教材编出来，把体制规划搞出来。”他还说：“音乐是最需要技术锻炼的艺术，技术之有无与技术的高下在音乐艺术中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他的思想对于建院、建系的规划设想，制定教学计划和教材建设，稳定教学秩序，抓住教学这一基本环节，在全院掀起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热潮，起着关键作用。 　　可以说，《设想》作为当时学院建设的战略性蓝图、体现了学院初创期的办学思想和锐意改革创新的精神。《设想》虽然是党委和群众经多次讨论形成的思想成果，但是作为党委书记的安波，是这一办学纲领制定的主要决策者，是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他本人就是以此作为行动的纲领和领导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