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历史语境下中国形象研究.docVIP

重述历史语境下中国形象研究 　　历史本然地发生着，对历史的记录和反映便构成一种重述。重述的方式不同、重述者的立场不同，所拼贴出的历史及展现的国家形象也就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心灵创伤是我们始终无法绕过的一道坎儿，7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无法忘却那段历史，当然也从未停止这种重述。 　　一、 “中国形象”转喻下的“母亲”意象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艺实践，笔者发现，尽管重述的方式、立场甚至场合各不相同，但是，“中国”这一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做了女性化处理。易言之，“中国”作为一种符号“能指”，在大家的理解中，常常与“女性”这一意义范畴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与最伟大的女性――母亲，联系在一起。这从很多地方都可得到印证。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几乎在他所有小说中，都能读到“中国”与“母亲”二者间意指的同一性。 　　如果说这还只是种巧合和个案，那么，近年来中国电影，尤其讲述中国抗战历史的那类电影，也普遍对中国形象做女性化处理，往往以女性的被蹂躏来意指国家曾经所遭受的屈辱和掠夺，这就不能不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和说服力了。在这些影片中，“中国”无形中被转喻为“母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苦难，在电影中往往通过女性的被蹂躏甚至被奸淫表现出来。电影《南京！南京！》如此，《金陵十三钗》也是如此，就连非抗战题材，表现中国历史上大饥荒的影片《1942》，从中我们也能隐约读出祖国母亲和其膝下子民所历经的种种苦难。 　　二、 将“中国”作女性化解读的原因 　　创作者之所以在书写历史时倾向于对中国做女性化解读，一方面与各国人民习惯于将祖国比作母亲有一定关系，英语世界用单词“motherland”指称祖国就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但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国内抗战题材类影片中，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和《南京1937》三部影片，结合各影片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整体文化环境，具体探究到底哪些因素促使创作者在叙述历史时对中国形象做出这种处理和解读。 　　首先从三部影片的故事梗概入手，看影片分别是从什么视角来处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 　　电影《南京1937》（1996）、《南京！南京！》（2009）和《金陵十三钗》（2011）都将抗战时期日本在南京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作为影片叙事的总背景。影片《南京1937》（也有人直接译作《南京大屠杀》）中，故事由一个中国男人（成贤）和日本女人（理惠子）组合起来的大家庭在大屠杀中的遭遇所构成，理惠子目睹了本国士兵对中国无辜生命的践踏，最终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日本人身份而得以幸免，她同样死在了日本人手下，一个怀着身孕的日本女人被自己国家的士兵活活杀死，其表现力胜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死在日本士兵手下，有力地彰显了日本人的残忍。电影《南京！南京！》则通过亲历战场的中日两名士兵的所见所闻来讲述战争，日本士兵在烧杀了数以百计千计的无辜百姓之后，忍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最后不得不走向自杀。一个亲历者的感受是最直观、真切的，因而也最能表现中国曾经所遭受的蹂躏和屈辱，日本士兵的自杀表征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到《金陵十三钗》，没有像前两部影片一样借力于日本人的视角，而是以金陵地区十三位游走于花街柳巷的青楼女子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凭借自己微薄之力，替未成年女孩躲过一劫的故事。三部影片虽然编织了不同的故事，最终都旨在彰显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的残忍、无人性及对中国人造成的难以抚平的创伤，毕竟，事实胜于雄辩，而且奸淫妇女之事已经触碰到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这是传统文化所不能容忍的。 　　从观众的接受心理来讲，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我们往往倾向于将弱者与女性天然地联系起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对战中，中国属于受侵略一方，经济、社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所以，作为力量相对弱小的受动方，评判主体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情弱者而将价值天平倒向中国一方，相应地日本则被置于受谴责一端。这样，中国自然而然地就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影片展现的国家形象也就趋于女性化了。需要说明的是，将中国做女性化解读并不是贬低、嘲讽中国，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向世界展现的都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阳刚之美，这里只是就事论事，只是针对最近几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影片做具体分析。 　　第三，三部影片都没有将中国士兵的艰难抵抗作为故事叙述的中心，而是借力于女性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事件来展开情节，这是电影这种艺术门类在表现方式上与其他艺术样式相比的独特性之所在，也是电影争取票房的惯用手法之一。电影作为一种声、光、影三位一体的艺术门类，立体、直观的形象尤其人物形象是其表现的重心，可以说，没有人物就没有电影（自然景物、纪录片等除外）。而女性是更易于为观众所接受的，加之要展示女性受奸淫这样的题材，人所共有的偷窥欲会自觉不自觉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