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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论马克思文本解读 　　摘要：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分析，表现为哲学和政治、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哲学则通过三个主要命题终结了这一传统，却又显示了与传统的复杂的相互关联，从而使马克思学说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阿伦特对此的分析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却又不免牵强，需要细致地加以辨明。 　　关键词：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劳动；暴力；“消灭哲学”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4-0067-06 　　 　　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才是马克思之所以能产生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所在。在《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中，又认为，“马克思是西方最后的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仍然站在由柏拉图开创的传统之中，但他最终也企图改造这一传统，改造其基本范畴和价值体系，使之彻底颠倒。通过这样一种倒转，传统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可以看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语境以及马克思及其哲学与它的相互关联，是阿伦特解读马克思所考虑的两个基本问题。因此，阿伦特必须回答：“何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以及“马克思与这一传统到底又是何种关系?”本文以为，阿伦特对此的解答，有助于拓展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以及对马克思哲学基本性质的认识和定位，也为阐述马克思及其哲学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阿伦特的论述又不免牵强，需要我们细致地加以辨明。 　　 　　一、以哲学与政治之关系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起源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震惊，这直接导致了柏拉图对城邦生活的绝望以及对苏格拉底学说的质疑，而“哲学家如何在政治中生存”则成为了他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之死让柏拉图认识到，当哲学家直面政治时必然会面临两重威胁：其一，城邦将“善”与“有用”或“有益”相等同，并不关心哲学家所谓的真理；其二，哲学家若以其对真理或永恒性的关注来影响常人，则必然会与城邦发生冲突。哲学家作为肉体的存在必须生活在城邦之中，他的“真理”也就和众多“意见”一样必然会被城邦所遗忘。“情况似乎是这样：永恒一旦进入了众人之中就变成了暂存，以至于和别人对它进行讨论都会威胁到这个永恒王国的存在，因为在讨论中热爱智慧的人们总是不断改变着观点，游移不定。”由此，柏拉图对“意见”极尽苛责，而渴望某种绝对的标准。柏拉图还分析了一种与“说服和修辞”相对应的，作为特殊的哲学言谈形式的概念，即辩证法(dialegesthai)，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总是向众人说话，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众多意见之上，因此又与暴力有某种相似之处；后者则只限于二人之间的对话，意味着必须从提问开始，并从中帮助他人产生自己的想法以发现真理。而苏格拉底的错误就在于，在本该用说服和修辞的时候却用辩证法向法官们说话，结果，他既不能说服法官，也“由于他要顾及到劝说这种方式所固有的种种局限，他的真理也就变成了诸多意见中的一种，也就和审判官们对真理视而不见同样一钱不值”。结果，苏格拉底就不能见容于城邦生活。 　　在阿伦特看来，柏拉图的这些反思最清楚地体现在其洞穴比喻中。柏拉图刻画了哲学家生命历程的三个阶段：哲学家首先身处洞穴，只能看到墙壁上事物晃动的影子；尔后转身离去，发现影子的虚幻并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于是发现了真理；最后返回洞中，试图教导人们并用真理对抗意见。但结果是，哲学家不仅自己丧失了“常识感”，而且人们也不会接受他的指导。这便造成了哲学和政治、真理和意见、理论和实践的紧张，也预示了哲学家不被众人理解的命运。这正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也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基本格调。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如何在政治中生存下来就成了关键问题。为此，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学说：“不是哲学自身在理想的政体中实现的，也不能够实现，倒是意味着由于与其他所有活动相比，更加重视哲学的支配者以能允许哲学存在的方式进行统治。即哲学家拥有余暇，不会为共同生活中产生的事情所打扰。这种共同生活，在哲学中就是对人的生命不完全具有终极性的起源的事项。”他主张由哲学家掌握统治权，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看见善的理念，并且“只有统治权才能确保哲学家获得那城邦认为她所有的公民都应该获得的永世不朽”。这样，就像灵魂和肉体相区分并且前者总是规制后者一样，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意见等在柏拉图那里不仅是分离和对立的，而且前者对后者总是疏离和蔑视的，哲学总是凌驾于政治之上。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不管其对老师有过怎样的批评――无论如何还是与老师一脉相承的。他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与其说表达了哲人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某种自愿性，倒不如说，这只是由于“人之要死”及“人不可能单独生活”而表现出的一种强迫性。其对“沉思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