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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考古学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 　　引 言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新出炉第六版的中文翻译终于在2013年底脱稿。这本厚达656页的教材能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五本著作中首先完成，还要归功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助理童立军先生。正是他的鼓励和努力，本书新版的版权购买和翻译在2012年底就完成和启动，之后便成为申报《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课题的首选。作为译著，还是需要写一篇译后记，以表达译者的体会和心得。本书第三版的翻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陈星灿牵头，组织了十一位同行合力翻译，并撰写了译者序。我很赞同他在序言里的一些坦言，并感同身受。这就是：翻译这两位考古学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一种荣幸，也有许多风险，主要还是“本书浩卷繁佚，涉及问题多、领域广、课题新、许多概念没有现成的翻译……”①。第六版是修订最大的一版，做了一番最彻底的更新和重组，增加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框式专栏。所以，翻译这本巨著的最新版本对我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为了本书新版的中译本，我在2013年8月上海举办的世界考古学论坛上特地拜访了伦福儒教授，请他为新版中译本写一篇新序。伦福儒教授谈吐儒雅并和蔼可亲，不但欣然应允，而且与我及复旦学生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受益匪浅。作为译后记，我想借伦福儒中文版自序中表述的一些看法，谈谈考古学研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学界似乎仍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研究生课程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有学生特地问我有没有针对性专论可供参阅。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至少迄今我尚未找到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专著。对于国外学者这可能是无需介绍或不言而喻的常识，而在中国学界可能认为社会演化规律问题在马恩著作中已有定论，无需挂怀。但是，对于国内同行与在校学子，这个问题还是值得一提。 　　第一，伦福儒说，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国际性的：它们超越一切疆界。这意味着尽管各国的历史发展和考古材料不同，各国的考古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上是相通的。第二，他提到，在上海考古论坛上，虽然各国考古学家介绍的是各自的研究成果，但是它们为增进中国文明起源原创性和独特性的了解提供了世界背景。第一点，伦福儒强调了考古学研究的一般性或普遍性问题，此地的一般性是指方法，与下面讨论的规律性问题略有不同。但是，方法的相通源自问题的相同。第二点，伦福儒强调了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问题。国际考古学研究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一般性研究，还有一种即特殊性研究。一般性研究是指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跨文化的社会变迁或农业与国家起源的动力等。而特殊性研究是指某特定个案的研究或具体的某个事件或遗址，如历史学重建、中国和埃及文明起源的具体轨迹等。这个两分和互补的问题可能还未完全为我国同行所充分理解，讨论中时会将不同概念混为一谈，难免造成误解，产生争议。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国外那套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们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这种论点显然是强调特殊性的重要而漠视一般性的意义。下面我想以此为题，讨论一下两者的关系和作用，这对于我们阅读本书，学习国际考古学先进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前提。 　　一般性研究 　　一般性研究又称通则（generalization）研究，常见于自然科学领域，意在探究那些重复发生现象背后的潜因和规律。而特殊性探究多见于历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主要侧重于那些偶然、孤立和非重复发生的独特事件。虽然一般性研究与特殊性研究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及人文科学的区别所在，但是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人文学科也产生了探究社会规律的一般性视角。其早期代表为亨利?摩尔根、爱德华?泰勒、马克思和恩格斯，20世纪上半叶和中叶为戈登?柴尔德、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下半叶为马歇尔?萨林斯、埃尔曼?塞维斯和以及路易斯?宾福德等欧美诸多过程考古学家。这些学者都采用进化论模式，设法构建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性发展轨迹。由于通则或规律性研究是高层次的理论阐释，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因此彼此采用的术语、概念和阐释方式都基本相同。而这正是为何美国过程考古学将通则性研究看作是最具成就感的目标，因为它能为整个社会学科作贡献。 　　摩尔根是早期进化论的代表，他从直线进化的视角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和普遍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文化进化模式，这就是蒙昧、野蛮和文明。他还强调，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经过所有的低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②。摩尔根的社会进化研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赏，并试图加以完善，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做出整体解释。泰勒被誉为人类学之父，他主要关注人类知识与信仰系统的进化。摩尔根和泰勒都将社会文化的进化看作是自然界万物进化规则的组成部分。 　　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鼻祖，20世纪上半叶他为构建考古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