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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以创作中教育思想浅析 　　靳以(1909-1959)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编辑家，曾编辑《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收获》等多种大型文学期刊，同时也是一位高产作家，有近40部作品遗世。靳以亦曾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教授。用老友巴金的话概括：“靳以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作家，又是认真、负责的编辑，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今年是靳以诞辰100周年与逝世50周年，不过目前对其研究还很不够。靳以某些以教师身份劝导学生的作品，更是乏人问津。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位现代作家的教育观，不但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且对于反思现代教育思想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收效不佳的苦心劝导 　　 　　抗战期间，靳以的创作与编辑生活受到战火的严重侵袭，由上海辗转至重庆，并于1938年底出任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还曾由于受到学校反动权威的迫害被解聘，短暂担任过福建师专文史系主任，1944年重返复旦任教直至建国初。 　　在所有学生的回忆中，靳以都是一个温和友善、关心和爱护学生的老师。学生、诗人郭风说：“他尽力推荐同学(包括我)的作品到当时国内大型文学期刊发表，不用说，对于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许多被靳以提携过的文艺青年后来都成为著名作家。另据回忆：“靳以不论在领导岗位或做教授和主编，他的同事、学生与他相处，立刻能感到从他身上迎面散发出来一阵亲切的暖意，大家几乎无例外地把他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不过，如果结合靳以自己本人的创作，却可以发现他在教育过程中的深深困惑。 　　在他做教师后刨作的散文中，几篇有关学生的《短简》值得注意。当提及一个女学生已经结婚而且要做母亲时，“我再也想不到她还是选择了那平凡又平凡的路，把自己交付给庸碌的生活，把有用的生命在无用中磨损，难说这不是我们人类的失败，还该是什么呢?”类似的是，他对正在恋爱中的女学生严厉批评：“谁曾想到那么一个中国的好女儿，竟会走上这样的一条路……人们谈着你，感到是自己的侮辱，不，人类的侮辱。”那么，靳以这样对学生大声警醒，收效如何?在以自叙传方式写作的小说《人们》中，同样的劝导反而遭到对方的辱骂：“好像她把天下毒骂的字句都装在里面了――我的心感到难忍的疼痛，我好像还哭了的，不为我，也不为她，为了可怜的人类的心――” 　　中国现代作家从整体上具有一种“感时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以文学作品来唤醒民众，是他们的自觉体认。“在危机四伏的大时代中，责任如此重大，使命如此崇高，道德纯洁的标尺被毫不含糊地提高了，文学中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情感。这种牺牲包括了人们受到的现代教育、某些志趣和内心生活。”而从靳以本身的教学来看，显然也是注重道德修养与文学教化作用的，据学生、诗人冀回忆：“他谈作品，谈写作，却从不谈文艺理论问题，更不涉及当时有争议的问题。他是凭一个作家的艺术良心评价作品，并通过作品直接认识作者本人的。”从上述作品来看，靳以的初衷是要将学生从个人天地中唤醒，为民族和人类做贡献，但语气显然是有些过重了，而且收效不佳。 　　实际上，靳以的人生本来就与教师这一身份有着明显的错位：他曾对教师具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这既有时代因素，更有其个人的原因。这还要回到他创作的起点一探究竟。 　　 　　二、教师身份的内在困惑 　　 　　靳以大学毕业不久，即承担了《文学季刊》与《水星》的主要编务，同时笔耕不辍，仅在1933-1934一年间，个人最早的四部小说集《圣型》、《群鸦》、《青的花》、《虫蚀》相继出版。这些小说多以作家本人的情感伤痛为蓝本，书写青年男子为失恋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爱情故事，透露出浓重的感伤与绝望，以及对负心女子的无比憎恨。 　　不过，在《虫蚀》序中靳以写道：“现在我是走进社会的圈子里来了，这里，少男少女已经不是事件的核心”，“这一本书，将结束了我旧日的作品。”这一宣言从表面上可以看到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感召，但内里却隐含着靳以欲通过扩展题材来抵御内心痛苦的追求。而把小我融人大我，为大众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甚巨的欧洲民粹主义思潮的主旨。 　　抗战开始后，靳以的创作趋向鲜明的民粹倾向。长篇《前夕》有这样一段情节，大学毕业后自愿终生服务于家庭的黄静宜，每天为无尽的琐事而苦恼不已，当她走出空气沉闷的家来到郊外，看到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极自然地在心中对他们发生了羡慕的心情，她想因为简素，所以那么容易满足。”“‘更容易满足一些，生活就更快乐一些’，她时时这样想，可是知识把人类带到广大的宇宙里，那是很难得着满足的，所以人类才在悲惨中过着日子……”这里的民粹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民粹主义者虽然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具有卢梭的‘善来自头脑简单之人’的信念和他对知识分子与专家的不信任。推动民粹主义的，实质上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