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对儿童发展和认知影响.docVIP

音乐研究对儿童发展和认知影响 　　唐纳德?霍奇斯是获得“科文顿杰出教授”称号（Covingto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的音乐教育教授，他担任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博罗分校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是《音乐心理学手册》及其姊妹篇《多媒体伴侣》（光盘版第1、2卷）的特约编辑。他撰写了多达百余篇有关音乐教育和音乐心理学的文章，编导了许多媒体节目，并多次在美国各州、全国性和国际性会议上演讲。他的最新工作包括主持“学习之声：音乐教育的影响”项目以及与针对钢琴家、指挥家和歌手进行的一系列大脑成像合作研究。此外，他进行的研究、发表的论文和所作的演讲还涉及“患有威廉斯氏综合征的音乐家”、“流行音乐的调性判断”、“人类乐感特性”、“乐感的演变基础”以及“生物音乐”等。 　　 　　人们通常认为，音乐对儿童能力培养和学习的许多不同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音乐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其他与教育有关的人员却有必要将课程和决策置于更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对有关音乐在儿童能力培养和学习中的作用的研究文献进行探讨。首先介绍关于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些总体情况，然后再分成下面几个主题做进一步说明： 　　●音乐教育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音乐教育对儿童的成长和能力发展所有方面的影响 　　 ――认知发展 　　 ――肌体发展 　　 ――情绪发展 　　 ――社会活动能力发展 　　 ――对问题学生的影响 　　 ――对有特殊需求学生的影响 　　●音乐教育对儿童自身各方面的影响 　　●音乐做为音乐教育课程基础的作用和功能 　　●音乐教育对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的影响 　　 　　音乐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在回顾这些研究文献之前，首先思考一下音乐教育研究的某些大体情况是有益的。从积极方面看，音乐教育研究刊物已经出版了五十多年的时间，比如第一期《音乐教育研究》早在1953年就问世了。在这个时期，音乐教育研究界在成员的数量和成熟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例行研究发布会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迅速增加，同时，在《音乐教育研究》和其他相关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反映出研究工作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方案、统计分析、定性研究方法以及阐释方法的不断完善，给业界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知识库。 　　然而应该承认，这种知识库存在某些局限性。举例来说，表1以量化的研究方式展现了音乐教育对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的影响。首先，人们注意到与音乐或艺术相关的研究论文的总数相当少。第二，某些研究数据的年份存在断层。虽然较早的研究论文的确见解深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以及学校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例如，1955年伯迈斯特(Burmeister)曾调查业界成员对音乐教育所持的态度，了解一下今日是否有人仍然持有那些态度是极有价值的。第三，我们观察到有5项研究是在外国进行的。来自巴西、英国以及瑞典的信息或许适用于美国人所关心的问题，但是没有比较性数据，就只能猜测。关于家庭环境的一般性讨论也包括来自加拿大、肯尼亚以及波多黎各的数据。 　　下表中没有显示出人们关心的其他问题，也许主要是因为接触到的在校学生比较有限，并且这种局限性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这些研究很少将调查的问题随机指定给接受调查的人群。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活动使用的是完整无缺的或者便于实施的抽样调查方式。这就使得对一些孤立的变数（即可能使实验的结果失真的各种因素）进行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图表：量化研究：家庭、学校、社会 　　 　　抽样调查的人员代表性和抽样调查的规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引用伯迈斯特（1955年）的例子，由于他只是在密苏里州的社区进行了抽样调查，我们能够认同他的调查结果适用于美国的所有地区吗？同样，诺尔贝（Norrby，2000年）也做了一次对4个人的抽样调查。虽然个案研究常常能够提供非常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中可能被遗漏），但是个案研究能够代表更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吗？此外，这两个特殊例子代表了抽样调查中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难点，一个是1955年在密苏里州对社区进行的抽样调查，另一个是在瑞典对4个高中女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观察抽样调查的人员代表性。比如，布兰德（Brand，1986年）对美国的墨西哥裔二年级学生进行了家庭调查。那么他的调查结果能够告诉我们今天美国的非洲裔7年级学生是什么情况吗？ 　　上面我所介绍的情况绝不应该被视为是对研究人员的批评，因为他们所做的许多研究工作都非常出色。相反，我所说的情况表明，我们应该承认所有的调查研究，在开展抽样调查的地点、规模以及时效性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实际上，为了避免看到音乐教育研究的负面观点，需要反复强调那些公开的正面意见。关于音乐教育研究工作，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