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动作电影中台湾形象解析.docVIP

香港动作电影中台湾形象解析 　　黑帮电影是香港电影工业自20世纪80年代初黄金年代以来的主要类型。①在许多重要的影片中，“台湾”――无论是作为地域空间还是人物形象――都构成了一个虽不显眼、但并非不重要的参照。在80年代、回归前后以及合拍片已成主流的今天，在香港的黑帮电影中，台湾形象或隐或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香港形象、大陆形象相互参照，更显出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本文将梳理台湾形象“缺席”的前史，以1997前后和近3年来林岭东的两部复出之作作为台湾形象的两大阶段加以重点分析，再参考两地黑社会的历史存在，指出黑帮形象在电影中被再现的方式和意义。 　　一、 ?_湾形象幽暗不明的前史 　　1978和1979年，新浪潮导演们率先为即将来临的大时代掀起崭新的一角；进入80年代，香港电影在题材类型、艺术风格、产量和商业利益上迎来全盛的黄金年代；到1993年，由于经济危机、盗版猖獗等多方面原因，香港电影开始减产滑坡，黄金时代步入尾声，逐渐退潮。在这样一个总体进程中，电影《英雄本色》通常被视为整个时代的一大经典，也被具体视为黑帮片这一类型的滥觞之作：“这样一种黑社会片模式在香港电影中由来已久，其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邵氏生产的一些非主流的影片，如《成记茶楼》（1974）、《大劫案》（1975）、《差人大佬搏命仔》（1979）等。不过此类影片多是仅以或善或恶的罪犯作为故事主角，较少去专门刻画具有组织性和持久性犯罪特征的黑社会组织。1986年的《英雄本色》及随后一系列‘英雄片’的出现将香港黑社会片的创作水准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毫无疑问，《英雄本色》中出现了台湾和台湾人，尽管以不太重要的方式――主人公豪哥（狄龙饰）开场便远赴台湾，交易失败，惨遭陷害入狱。在这里，台湾之于香港，乃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外部世界，也是片中反派为自己上位而勾结的邪恶势力。 　　《英雄本色》成功后，香港影坛迅速出现大量的同类题材，有质量不佳的跟风之作，也不乏“另立山头”的佼佼者，林岭东就是其中之一。研究者普遍承认，吴宇森的“英雄系列”和林岭东的“风云系列”是并立的两大高峰，也有许多关于二人的比较研究。《监狱风云》（1、2）同样出现了相对于香港来说属于“外部势力”的黑帮形象。在第一部中，周润发、梁家辉饰演的主角要面对狱警、本土黑帮、潮州帮等势力。演员黄光亮饰演了潮州帮老大傻标，虽然是戏份不多的配角，却成为影迷心中的经典、港片“四大恶人”之一，黄光亮后来饰演过多个黑社会人物，皆脱不开傻标的影子。或许是考虑到外地观众不能理解“潮汕”在粤港文化中独有的辨识度，或许更希望亲和台湾市场（当时此片在大陆无法公映，国语配音显然是面向台湾），在电影的国语版中，傻标操起了一口台湾腔，还偶而冒出几句闽南语。到了第二部，矛盾各方变成了周润发和大陆帮派老大联手对付邪恶的狱警和香港帮派，然而电影再一次与台湾建立了隐秘关联――饰演大陆帮派老大的陈松勇恰恰是台湾演员，在电影中多次饰演黑帮人物，自己也曾是台湾黑道中人。有关林岭东对于“外部势力”的设置和运用，香港著名电影学者罗卡指出：“《监》片采取非常煽动的手法，把监狱渲染成各派势力在此作政治、权力斗争的场所，以此暗喻过渡期间风云起伏的香港社会。”[2] 　　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在香港黑帮电影中常常被设置，但又不被赋予太多重要性；它时时出现，但又上升不到作为某一种突出现象值得研究的地步。笔者认为，这种局面部分地反映了香港电影的“亚洲性”。即是说，无论在历史上、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还是在电影产业和市场的层面，香港这一弹丸之地从来无法孤立存在，而是广泛联系着内地、台湾、东南亚乃至日韩。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能够明显察觉并常常讨论起合拍片，资本和技术的组合也决定了演员阵容，更进一步刻写在剧情内部――香港电影往往要谋划出覆盖全亚洲的“一盘大棋”（譬如《赤道》《东京攻略》《全职杀手》等等）。然而香港电影在更早的时候就是亚洲性的，只不过今天资本的力量更加凸显了这一点而已。20世纪60年代争霸的邵氏和电懋两大集团就都是东南亚的资本，一部影片很大部分的收益都来自外埠，而关于香港的所有故事，在历史、政治和现实中，只是稍微伸展开来就必定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在有关黑社会的电影中，这种亚洲性又体现为香港“江湖”的格局。它常常是涉外的、多元的，但这种多元性又是表面化的：它不会深入刻画台湾或其他外部势力，不会让他们成为故事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元素。相反，各路势力只不过是一个虚空的能指，一起为一个“宏大”的江湖格局来凑数。 　　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何“香港电影中的大陆形象”研究很多，而研究台湾形象则很难成立。崔颖认为： 　　与“大陆元素”对香港电影的作用不同，“台湾元素”对香港电影影响只企及肌肤，而非心灵。在“大陆元素”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