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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法哲学观探析 　　摘要：马克思的法哲学观是在对近代自然法学派和德国哲理法学派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经历了理性主义的法哲学观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的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马克思法哲学本质上是法的形而上学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法哲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4－0047-03 　　 　　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原则为人类构造出以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为核心内容的近代法哲学观。然而，近代法哲学观中所隐藏着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困境，戳穿了理性为人类“立法”的神话。这使得沉浸在理性主义法哲学观中的青年马克思幡然醒悟，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这一对理性主义法哲学观具有颠覆意义的立场出发，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哲学观，实现了法哲学观问题上的重大变革。 　　 　　一 　　 　　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法哲学思潮，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哲学思想在德国的直接继续和必然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产生以前西方法哲学发展的最高理论成就。近代德国古典法哲学在法哲学本体论、方法论方面深刻地渗透在早期马克思法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早期理性主义法哲学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西方法哲学的演变史来看，明确、成熟而系统的法哲学观诞生于近代自然法学派。近代自然法学派以理性为依据，在构建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围绕着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对于自然状态学说，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指出，从霍布斯开始，关于自然法的哲学学说根本上成了一种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自然状态的本来特征就是，其中有着不折不扣的权利，而没有什么不折不扣的义务。自然状态的假设旨在说明自由、平等、安全以及财产是绝对的、普遍的和不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的先验的东西，是绝对有效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存在于公民社会之前，并为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了道德基础。而社会契约论要说明的是人们通过契约联合成立社会和政府，政府的存在以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为目的。对此，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说得更为清楚：自然法则论事实上主张，属于个人的权利最初独立于国家之外；国家非但不能创造它，而且唯能对它予以承认。依据当时抽象的理性主义观点断言，无论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个人都先于国家。这种断言在认识历史方面未免粗鲁，却成功地推翻了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首先是个人，继之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后才出现政治有机体，因而，政治有机体不能摧毁或压制它自己的创造者，相反，个人之所以设计政治有机体，正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的权利，因而这政治有机体必得服务于个人的目的。这样，近代自然法学派就把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理解的道德义务性质的自然法，演化为对个人的某些权利加以保护的原则――自然权利的原则，这就使近代自然法理论具有了它自身完全独特的内容，并且在实际上构成了近代法哲学观的基础。 　　近代自然法学派的法哲学形态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首的德国古典法哲学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法哲学，把近代自然权利理论提升为以自由为核心和最高原则的法哲学。英国人鲍桑葵指出，康德、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全部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把自由作为人的实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的，而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是卢梭。康德是德国哲理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卢梭法哲学观的影响下，康德逐步确立了以人的理性自由为本体的法哲学观。康德的法哲学观的基础就是实践理性及其所蕴涵的自由意志。在他看来，意志是主体理性中一种渴望作出决定的能力，它既包括有意的选择行为，也包括单纯愿望的行为，就它可以决定自愿选择的行动而言，它就是实践理性自身。康德认为，自由法则既是法律的准则，又是道德和伦理的法则。就这些自由法则仅仅涉及外在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而论，它们被称为法律的准则。可是，如果它们作为法则，还要求它们本身成为决定我们行为的原则，那么，它们又称为伦理的法则。在此基础上，康德对个人权利与国家和法的关系作了探讨。他指出，在人们进入公民状态之前，即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根据自然而享有天赋的权利，即自然的权利。他把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自然权利看做是公民状态，即社会权利状态的基础，认为这些原则倒并不那么是已经的国家所给定的法则，反而是唯有依据它才有可能符合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原则而建立起一个国家来的法则。但是，康德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根据纯粹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自然权利并不能保证人们之间不存在意志的冲突。因此，这就需要众人的意志普遍地联合在一个立法中，而只有那种公共的、集体的和权威的意志才能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保证。用康德的话来说，国家的福祉，作为国家最高的善业，它标志着这样一种状态：该国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