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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集聚动态演化与政策基于文献讨论 　　[摘 要] 政府干预在集聚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通过引入预期概念，可将政府行为内生化为个人或企业微观决策即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动因，进而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增强其对属于后发型的、非完全市场经济的我国产业集聚分析的解释力。既有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揭示了集聚产生的内生机制，认为基于微观经济主体自发行为的要素流动是集聚产生并强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分析假设经济主体是短视而被动的，这与现实中要素流动大多是基于预期下的优化选择行为具有较大反差，经济主体并非被动地根据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进行决策。预期分析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的融合，完善了空间宏观异质性形成的微观基础，揭示了预期对集聚的形成及其动态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和集聚过程，从而证明政府通过政策引导集聚是可行的。 [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学; 政府干预; 预期; 产业集聚; 要素流动; 动态演化; 政策引导; 市场经济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逐渐集聚，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和产业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阶段，其基本特征为经济增速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1]。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实现集聚的规模协调和效率协调，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理论和实证均表明，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城市化水平，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3。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是普遍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可流动的要素在地理上的先天性差异分布，但这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相同或相近的地区在经济活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大量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被解放和创造出来，并按照一定规律在地区甚至国家间流动，加剧了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非均衡分布。要素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改变，要素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3]8。可流动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成为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或者城市形成和演化的主要动力。要素流动机制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性和动态性的微观基础。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对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构建非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逻辑，揭示了要素空间配置呈现“集聚呼唤集聚”特性的内生决定机制，成为研究产业集聚的主流范式。在其理论框架中，可流动的要素即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是集聚产生和强化的关键[4]2-7。模型假设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取决于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将市场参与者的迁徙行为简化为非远见的原子状决策，但这存在着重大的缺陷[5]22-25[6]52-53[7]425，与现实中要素流动的规则不符。实际上，要素的拥有者不仅关注眼前的回报，更关注未来的预期收益，也即要素流动有赖于决策者的预期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预期指的是前向预期，也是理性预期，指的是人们在对未来做出预期时，不但要考虑过去，还要估计现在的事件对未来的影响，并根据所得到的结果而改变行为。。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的规则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将在理论上检验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为了解释空间集聚复杂的内生机制，新经济地理学抽象掉很多不影响问题本质的条件。如果引入预期并不会改变新经济地理学的结论，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使问题复杂化。。 此外，在以强势政府为基本特征的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异化为参与市场经济的第三种行为主体，政府行为和政策不仅独立发挥作用，也通过影响企业或个人决策而引导要素在空间的流动和配置，成为我国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化的第三种动力。然而，学者们对政府政策是否应嵌入产业集聚的过程存在不同的态度[8]168，因为一些政策干预下的集聚并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理性预期学说认为，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一方，还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的反应，因此，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规则引入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分歧。二、 理性预期理论： 重塑宏观经济学 预期普遍存在于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基于以往的认知，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其变化做出估计和推断，进而指导其行为。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和人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预期理论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