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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面对不同群体安全感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社会大众对风险的感知在增强，大众的不安全感不仅仅来自于治安环境方面，社会风气、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个人权利、信息使用等方面都影响公众的安全感，因此安全感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原来的范畴，应该从更加宏观的、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安全感。安全感不仅仅是关乎心理健康和社会治安状况，应该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出发，着眼于制定避免和化解风险、降低不安全感和焦虑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政策。本研究基于这样的观念，关注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差距加大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安全感会有怎样的表现，“风险分配”的不公平会以怎样的程度存在。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进行的“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 　　 　　一 　　 　　(一) 整体安全感 　　统计结果显示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达到了“比较安全”的程度，食品安全介于“不大安全”与“比较安全”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普遍意义上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评价基本上是“比较安全”的水平，高于交通、医疗、劳动安全。如果把“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合并统计，感到不安全的比例是：食品29%、交通28.1%、医疗26.2%、财产16.9%、劳动15.1%、人身15%和个人信息与隐私10.1%。 　　（二）不同社会群体的安全感 　　1. 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 　　男性在财产和人身安全感上虽略高于女性但没有达到显著程度，而在其它各项的安全感上女性高于男性，这一结果与人们一般的想法不太一致。在达到显著程度的劳动安全上，如果说女性安全感高可能是由于男性从事的工作风险更大一些，或者可以从风险与责任有着内在关联的观点来解释。而在另一个达到极其显著差别的交通安全上，男女性面临的环境应该是同样的，这一差异只能用风险感受的差异来解释。总的来看，男女之间的安全感非常接近，从风险社会危险和风险的普遍化来解释就是男性和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危险和风险。 　　2. 不同年龄群体 　　除了医疗安全外，不同年龄组群体在安全感的各项评价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统计数据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老年群体的安全感最高，特别是55～59岁组群体，而青年群体安全感评价最低，特别是18～24岁组。 　　老年人安全感最高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一些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生活、工作压力相对较小，也就是责任感在降低，感受的社会风险可能会较低；而对于18岁到24岁的青年来说,他们面临学业、就业、情感、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刚刚进入社会，开始独立面对社会风险，承担社会责任，因此他们感受到的风险和社会不安全会更加强烈。 　　3. 不同健康状况群体 　　在问卷中要求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自我评价，对于身体状况不同自我评价的被调查者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健康状况群体之间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和劳动安全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医疗安全上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就是身体状况越好安全感越高；其它三项中也基本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安全感越高的趋势，但在个别单元有例外。 　　身体的健康状况自然会影响到人身安全感，身体健康的人对于医疗不安全和风险的认知和体验较少，医疗的安全感就会高，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到对于人身、交通、食品和劳动安全的感受。 　　4. 信教与不信教群体 　　有宗教信仰群体与无宗教信仰群体仅在个人信息、隐私安全评价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有宗教信仰者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感高于无宗教信仰者。 　　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们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原因可能很复杂，可能由于信教者的人际关系张力更小，与周围的人相处更融洽。另外，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把信任看作是影响风险的重要因素，对信教群体和非信教群体在问卷中信任问题上的总分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群体在信任总分上的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信教群体的信任平均分高于非信教群体。 　　5. 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 　　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在安全感的各方面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而且在各项目上非常一致地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安全感越低的结果。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风险是知识依赖的，现代社会许多对人构成威胁的危险、风险因素不再是依靠自己的经验，依赖自己的身体能力来进行判断，而是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判断，而专家判断是作为知识传播的，影响着人们的安全感。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与接触知识和风险信息之间往往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较高受教育程度个体具有较高的风险感知能力而使他们有更高的不安全感。 　　6. 不同专业背景 　　不同专业背景群体在医疗安全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食品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在这三个方面，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在医疗安全上，理工农医类专业背景群体安全感最高；在食品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