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启示.docVIP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启示 　　摘要：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社会权力； 国家权力； 法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Ａ 　　 　　关于社会权力的研究，是1990年以来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中一个较为持久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新中国法理学的前30年（1949-1979）是“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时期，①法理学主要以政治国家为关注对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中国法理学界已将研究视阈从国家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其次，“权力”一直是法律关注的重要话题，“法治”与“人治”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围绕权力问题展开的，而“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权力问题。所以，将社会和权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希望通过社会权力这一概念来理解、考察中国的法制进程就成为必然选择。然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并没有带来研究的繁荣，社会权力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对西方现代研究关注不够，二是对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挖掘不够。所以，笔者希望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理论意义的把握，对社会权力的整体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一、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 　　 　　首先必须承认对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的挖掘整理工作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从未提出过权力的理论概念”。②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更有必要在浩繁的马克思著作中对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的萌芽期。从1842年下半年至1844年初，马克思开始了“从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过渡”③的阶段，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的萌芽阶段。在1842年下半年之前，马克思还主要以黑格尔主义为其理论根据，其新理性主义法学观的关注重点是“理性国家”而不是社会。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激起强烈的震荡：为什么国家和法律会沦为私人利益专用的工具？带着这个“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先后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多篇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重新看待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了马克思研究的核心所在，一方面，“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成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提出了人类解放的目标，即“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④虽然，此时马克思并未提出社会权力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与政治力量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政治力量向社会力量的回归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虽然马克思由于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只能从抽象的概念考察这种社会力量，还没有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能科学地把握社会权力的经济实质，但马克思毕竟站在了正确把握社会权力的起点上。 　　2.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的发展期。1844年，马克思站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入口处。在巴黎，马克思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随着对经济领域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获得了深入的发展，到1871年，马克思对社会权力问题有了深刻的把握。1844年，马克思完成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要》（简称《巴黎札记》），“在这部札记中，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方法论错误，即：把私有制假定为物质生产的一种自然永恒的存在条件，并且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以这种假定为基本前提”，“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异化劳动理论的一些观点”。⑤而且，马克思在此阶段提出了“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比过渡阶段中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同时，也正是在这部札记中，马克思首次明确使用了社会权力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在私有权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⑥1847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法学“以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公开问世”，⑦马克思对社会权力的内涵有了较为清楚的表述，通过对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观察，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提出，“社会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