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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下网络舆情风险沟通研究 　　摘 要：风险社会下，网络舆情已进入国家风险治理的重要议题，风险沟通对网络舆情的疏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津8?12爆炸事件的网络舆情给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启发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的整体性风险沟通架构，通过畅通官民沟通、形成协同作战、实现沟通地位平等等策略来提供一条有效的网络舆情风险沟通的路径。 　　关键词：风险社会；网络舆情；风险沟通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109-03 　　近年来，网络社会热点话题此起彼伏，网络舆情现象频发。如果不重视网络风险沟通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升级，从而发展为网络舆情突发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网络舆情是由现实社会的某些事件引发，在网络上引发网民围观、参与，形成舆论焦点、产生重大现实影响。网络舆情既反映社会情绪，也折射??现实问题。网络舆情突发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社会越来越关注“风险”和“风险沟通”。可见，有效的风险沟通有助于引导舆情尽早消退，最大限度减少危害性，对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风险沟通具有互动性，要求在网络舆情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应对过程中，做到政府、媒体、公众的双向互动沟通。因此，本文以天津8?12大爆炸事件为例，通过分析政府、媒体、公众三者的互动沟通，总结其失败经验和教训，并探讨如何改善和优化网络舆情的风险沟通策略。 　　一、网络舆情――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重合下的产物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把不同时空的人聚合起来，形成了不同的沟通方式。网络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为社会公共生活方式和组织沟通交流带来了全新的变化，赋予了公众更多的话语权，但也容易产生社会情绪失控、催生社会失序、损害政府形象的消极负面影响。国内学者刘毅认为网络舆情就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1]。网络舆情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下的重要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根据人民网舆情频道发布的2016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热度排在前20件的舆情热度事件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社会矛盾、公共安全、企业舆情等八大类别。这些舆情事件有几个特点：一是利益诉求。公众希望借助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若相关主体不能有效甄别和回??其合理诉求和舆情引导，将会导致舆情的持续传播。二是情绪化趋势明显。若公众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全面权威信息，容易被网络偏激言论和消极情绪宣泄所蛊惑或煽动，从而呈现出情绪化有余而理性不足的舆情传播特征。三是网络舆论载体丰富，微博、微信平台占据主导，专业自媒体步入兴盛，网络直播开始崛起。如2016年“山东问题疫苗”引发的社会恐慌，具有专业职业色彩的自媒体就率先对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提出批评，对“问题疫苗”进行科普解读，填补了权威信息的不足，发挥着舆情稳定器的作用，培植了网民的科学理性。可见，网络风险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网络空间的复杂特性对风险沟通提出新的要求。 　　二、风险沟通――网络舆情引导的重要手段（疏导公众情绪）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沟通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其中，美国是风险沟通研究的前沿阵地。1986年，美国传播学者文森特?科维罗认为风险沟通是“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政策的行动”[2]。这种界定从决策者角度出发，关注信息单向传递及风险控制的效果。这是一种线性式的风险沟通模式，其功能是告知、说服和教育公众，强调了公众的风险感知，忽视了公众的风险参与和媒体的影响能力。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将其定义为“个体、群体与机构之间交换风险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 ”[3]这种界定将关注信息由单向传递转移到双向互动。特别是《改善风险沟通》一书首次将风险沟通研究焦点由单向信息告知转向公众参与，开始关注公众的价值、意见、焦虑、恐慌等。1993年，风险沟通大师彼得?桑德曼认为在“风险管理中，政府、专家与大众或媒体由于各自所处的角度不同，对风险有不同的认知，从而产生预防风险的不同行为。为了有效预防和降低风险，需要应用风险沟通策略加强政府与媒体的沟通、专家与大众的沟通，统一对风险的认知”[4]。这种互动式的风险沟通模式，强调了政府、媒体、公众的作用。随着信息网络社会化的发展，风险沟通形成了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博弈[5]。宗利永、顾宝炎指出网络舆情已成为当前风险沟通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主题，网络舆论的“衍生”和“发酵”对加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复杂性具有直接的催化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充分发挥网络舆论引导的功能，纠正公众认知上的偏差[6]。可见，网络舆情的有效沟通机制是构建政府、媒体、公众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风险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