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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发端与利弊简析 　　摘要：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治边政策，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中国国家政治结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对土司制度的发端及其利弊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土司制度由大蒙古国开创并被元明清三朝继承的观点，对土司制度加强中央朝廷对民族地方的政治统治进行了肯定，也对土司制度下中央朝廷与民族地方权力争夺导致的后果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土司制度 中国西南地区 国家统一 地方发展 　　从元朝到民国，中国的中央朝廷和民国政府在滇、桂、黔、川四省为主的中国西南地区及其周边邻近的非汉民族聚居区施行了一种带有民族性和自治性的地方行政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扶植当地非汉民族首领对所在地非汉民族进行统治。这项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具体细化方面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但其基本内涵、治理思想和适用范围等大体一致，所以本文沿用《元史》《明史》的用法，统称其为“土司制度”。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其在西南地区施行约七百年，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构建和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影响了当前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格局和民族社会状况。 　　一、土司制度的发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政治共同体。从先秦三代到南宋，各中央王朝都对周边非汉民族有过不同程度的统治。中央王朝基本贯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的思想，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方针，以赠封当地民族首领官职、称号的方式来换取名义上的臣服与归属，没有形成系统、稳定的制度。因此，历代中央王朝的治边政策可以统称为“羁縻政策”。 　　“土司制度”发端于大蒙古国。1253年，忽必烈攻入云南，平定段氏大理国之后，留兀良合台继续完成对云南各地的征服，1256年取得总体胜利，云南进入蒙古军事管制时期。1257年，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被蒙哥汗封为“大理总管”统辖滇西，土司制度由此开始。1271年，赛典赤?瞻思丁奉时任元朝皇帝忽必烈之命赴滇建立行省，其“以本土人治本籍事”，令云南当地的大小民族首领充任各级军政长官，揭开了土司制度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大规模推广的序幕。 　　对于土司制度的建立，许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专家认为，“土司制度是一套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它是由羁縻政策发展、演进而来的，一些管理办法渐具雏形。”有专家指出，“元朝首先实行的土司制度，既是对汉唐以来羁縻制度的继承，更是对这项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学者更指出：“土司制与汉唐羁縻一脉相承，乃中国古代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有制度和措施。”几位专家学者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但笔者认为，土司制度是由大蒙古国独立开创的，与元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的羁縻政策并无必然的延续继承关系。 　　第一，征服者要在被征服地区进行长期统治，就需采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并且适应于被征服地区状况的政策，尤其是在文明背景、社会发展程度与征服者社会不同的地区，更需要沿用当地原有的政治制度来稳定征服初期的动荡形势，这是所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征服者的共识。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帝国，建立亚历山大帝国，他“沿袭了东方专制帝国的旧规，继承了波斯帝国的专制政体，保留了波斯帝国中央和地方行政组织，设立总督等地方官职；采用东方宫廷仪式，重用波斯和当地土著的上层分子，让他们充任政府和军队的官吏。” 　　第二，蒙古人在许多被征服地区都采用了类似的制度来弥补自身兵员和官员的不足，这是蒙古人在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传统。1235年，由拔都率领蒙古军队开始了针对中亚和东欧的长子西征；1243 年，拔都建国并定都萨莱，东欧的罗斯人称之为金帐汗国。“金帐汗国保留了各罗斯公国的政权，利用王公为其服务，同时利用各王公之间的矛盾和内讧控制他们。金帐汗命令各罗斯王公必须到萨莱朝觐，接受大汗册封和诏令，必须宣誓效忠金帐汗，向大汗纳贡，为大汗服军役。” 　　亚历山大在波斯和拔都在罗斯施行的统治方式及中国西南的土司制度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说明这些统治者具有对异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可以独立出现的，并不是必须对之前出现过的相似制度进行继承和扬弃。因此，土司制度在大蒙古国时期出现，又蒙古人在大理国地区率先确立的，其是当时政治形势下大蒙古国在云南建立统治的明智选择，也是大蒙古国在被征服地区统治传统的体现。此后土司制度被元朝、明朝和清朝继承，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七百余年间主要的民族政策。 　　二、土司制度的利弊 　　土司制度本质上是施行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背景下，对土司制度的利弊评估应该从国家政治统一和地方社会发展两方面展开。 　　首先是国家政治统一方面。与羁縻政策相比，土司制度的施行是中央朝廷在西南民族地区统治的加强与深入，是国家政治统一的促进和巩固，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