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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生受贿刑法认定与预防对策 　　摘 要:医生受贿是引发药价虚高;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之一。本文作者在分析了医生受贿常见的两种情形后,就医生受贿的共同犯罪、非法收受了财物后又用于公务、公益支出的定性以及收受不含金额带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未使用的定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医生受贿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预防对策。 　　关键词:医生受贿;刑法认定;原因及预防对策 　　 　　 吃回扣、收红包等医生受贿现象是药价虚高,引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原因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8年11月20日出台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特别明确了医生吃回扣构成犯罪,表明了用刑法手段打击医生受贿犯罪的决心,对整治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起到了很好的刑法的预防与威慑效果。不过,医生受贿领域仍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刑法认定问题,笔者将在本文中做一些探讨。 　　 　　一、医生受贿的常见情形 　　 　　简单来说,医生受贿不外乎两种常见情形:吃回扣与收红包。吃回扣,通常是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其谋取利益。收红包,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索取或非法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利用职务便利开假证明,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创造条件;二是由于不正之风影响,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为求医生尽心尽力做好手术,往往给予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数额不等的“礼金”,一些医务人员予以收受。 　　 那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上述两种行为是否都应纳入刑法评价的范围?如果纳入,该如何定罪量刑?若医生非法收受了财物,但将之用于公务、公益支出,或者收受不含金额但具有透支功能的信用卡,又该如何评价呢?笔者将在下文做出具体分析。 　　 　　二、医生受贿的刑法认定 　　 　　根据《意见》第四条的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公立医疗机构中分管药品、医疗器械的行政领导、药剂科主任、科室主任等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的人员,如果在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财物,为其谋取利益,将按受贿罪定罪处罚,不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的医药产品采购的其他人员,则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对于医疗机构中的普通医生,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其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也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中的医疗行贿中,要把某种药品打入一家医院的处方之中,通常要买通该院分管采购的领导、药剂科(采购科)主任、药房(仓储室)主管、科室主任以及具有处方权的主治医生等,这些人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往往需要相互配合、相互串通,但彼此之间却心照不宣,这就产生了共同犯罪的问题。根据《意见》第十一条的规定,如果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科室主任与不具备该身份的具有处方权的主治医生串通,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的财物,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若一方主谋,一方配合,则以主谋一方的犯罪性质定罪量刑;若分不清主从,则可按受贿罪惩处。 　　实践中还出现医生非法收受了财物后用于公务、公益支出的情形,笔者认为,不能单单因为用于公务、公益支出而出罪,如果其能向上级主管公开说明该笔财物的来源,然后用于公务、公益支出,说明其不具有受贿的主观意图,不应当按犯罪处理,但如果未说明该笔财物来源,则财物的公益用途不能证明其没有受贿的故意,所以仍应按犯罪处理,只是在量刑上可以作为从轻情节考虑。 　　实践中还有收受不含金额但具有透支功能的信用卡的情形,如果未使用即被查出,是否应定罪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不宜按犯罪处理,因为信用卡在不使用的情况下难以按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认定,收受行为不宜纳入刑法评价范围,只有使用行为才可视为受贿。此外,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索取或非法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利用职务便利开假证明,如虚假的保外就医证明,精神病鉴定证明等,应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一些患者或患者家属为求医生尽心尽力做好手术,给予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数额不等的“礼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