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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媒体批判文化观探析 　　摘 要：鲁迅的思维活动有着非常鲜明的否定性、解构性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党专制文化、国民世俗文化的批判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媒体文化的批判方面。鲁迅不仅粉碎了媒体自由的神话，警惕地注意到了媒体屠命无痕的暴力主义倾向，而且对媒体商业及政治的双重流氓主义行为大加挞伐，戳穿了媒体脸上的华盖。鲁迅媒体文化观的遗产价值在于：它已构成我们认识,当代媒体的思想资源之一，同时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为我们的媒体批判提供着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鲁迅；媒体；文化观；批判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173-04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独异的知识分子典型，他的文学写作和文化创造活动与传播媒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他后期生活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媒体社会，媒体材料不仅成为鲁迅观察社会、了解时势、洞悉世情的重要窗口，而且成为鲁迅杂文立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媒体稿费成为鲁迅生活中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他的安身立命提供着经济基础，这都表明媒体(尤其是报刊)在鲁迅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鲁迅与从事媒体工作的很多编辑、出版商都有交往；他不仅与别人合办过刊物，而且还亲自编辑过刊物，并对编辑工作提出过很好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传播媒体工作的关切。鲁迅自然也身受媒体攻击之苦。此类的攻击，或明或暗。鲁迅身陷媒体攻击的“无物之阵”，使他对媒体负面特征有更多的关注，也对他媒体批判文化观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鲁迅的思维活动有着非常鲜明的否定性、解构性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党专制文化、国民世俗文化的批判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媒体文化的批判方面，，相对于鲁迅对媒体的建设性看法而言，鲁迅对媒体负面特征的揭露和批判更能体现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个人的媒体文化观。 　　 　　一、关于媒体“伪自由” 　　 　　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深感媒体束缚的代表，由于他思想的解构性特征，由于他无所顾忌的言语文风，特别是由于他反体制性的自由追求，使得他与政治权力干预下的媒体常常处于紧张的游戏状态之中，鲁迅不得不采取经常变换笔名的方式来涂改自己的身份，以迷惑新闻检查官的眼睛。正是在这样的游戏中，鲁迅深刻地体验到了媒体的“伪自由”属性。鲁迅称自己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是“带了锁链的跳舞”，言语戏说之中透露出一丝无奈的悲苦。 　　1934年12月，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于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至于期刊，我给写稿的是《文学》、《太白》、《读书生活》、《漫画生活》等，有时用真名，有时用公汗，但这些刊物，就是常受压迫的刊物，能出到几期，很说不定的。出版的那几本，也大抵被删削得不成样子。”鲁迅在这里着重揭示的是政治禁区对于媒体的压制，限制了媒体的自由，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受害的只有作者、读者和编者。鲁迅以《大晚报》上的文章为例，说文理不通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鲁迅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的缘故。所谓的“不通”，按照媒体检查官的逻辑，其实倒是“通”的，这样的“通”不过是以对媒体自由的戕害为交换的。 　　媒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载体，它的首要任务自然是要为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服务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它自身的保守性特征，而这种保守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国家意志奴役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了鲁迅所说的大约凡是改革的文章几乎都不能发表的情况。实质上，在国家意志的强大压力之下，媒体已经失去了自主的作为性，它甚至不能承担起失职的责任，如鲁迅所说的：“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媒体在无意之中扮演了封杀作者的角色。 　　鲁迅说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经过这么多人的抽筋动骨，文章已经面目全非，由此可见，媒体并不是自由驰骋的疆场，鲁迅感叹的质问说：“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奴隶文章”说到底就是“遵命文章”、“粉饰文章”，是缺少不平之气和反抗之声的献媚之作，这种文章是政治家需要的，因为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与政治家想维持现状的统一不同，文艺则通过“使社会分裂”来“催促社会进化”，因此文艺和政治总是处于冲突状态。鲁迅虽然在媒体空间中遭受着不断被挤、被压的命运，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以其高超的战法，冲破文网，与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媒体“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