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重铸民族精神探索.docVIP

鲁迅对重铸民族精神探索 　　摘 要：鲁迅对重铸民族精神的探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鲁迅终其一生都把“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精神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自己“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精神的方法与措施，显示出一种可贵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关键词：鲁迅；民族精神；探索??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的危难更是达到空前的境地。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挽救民族命运的良策，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思考人的素质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当今各国的竞争，已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各国国民素质之间的竞争。“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从此，国民性改造思潮在中国蔚然兴起，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鲁迅深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思想的影响，并且他也清醒地看到了我们民族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的弱点，不惜“自己背着因袭的负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1］p130，加入到改造国民性的洪流中去。 　　 　　一、初识国民性（1902―1909年） 　　 　　鲁迅的青少年时期，先是抱着“实业救国”梦去南京学海军学开矿。梦想破灭后，他又怀揣科学救国的梦想到日本仙台去学医，但是，“幻灯片事件”又一次粉碎了他的梦想。“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417从此，鲁迅走上了启蒙的道路。据许寿裳回忆，鲁迅从1902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就跟他“常常谈到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8］P7［鲁迅把“立人”与改造国民性放在一起，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1907至1908年，鲁迅相继写了四篇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否定了“兴业振兵”和“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1］p46的传统思想，批判了军事救国、实业救国及科学救国等主张，敏锐地认识到，“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要发挥个性，尊重个性，就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p46。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他对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摩罗诗人给予热情的赞扬，热情呼唤在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具有理想人格的“精神界之战士”。 　　然而，在日本留学时期，由于他初识国民性，对中国国民性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也没有找到改造国民性的有效办法与途径，他的对于重铸民族精神的探索从总体上说是不成功的。他想和几个朋友创办一本《新生》杂志，因为种种原因而流产；他与兄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因购买者寥寥而折本；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鲁迅“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1］p417。正在犹豫彷徨之际，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鲁迅离开了那个寂寞难耐的环境，回到国内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历史与现实之间（1909―1918年） 　　 　　鲁迅回到国内后，先是在绍兴、杭州一带教书，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受蔡元培之邀请，到教育部任职，直到1926年。由于社会的黑暗，婚姻的不幸，“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1］p417-418鲁迅的麻醉法，就是抄古碑，读佛经，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但“他‘沉入国民中’，不纯然是消极行动，而是含有探明国民精神弱点的动机；他‘回到古代去’，也不是纯然是逃避现实，而是另有诊察长期封建社会痼疾的目的。”“他的这类寄托自己孤寂灵魂的活动，从积极方面说，是深化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精神的认识，为他日后拿起笔来对旧中国、旧礼教进行用力的批判做了思想上和学识上的准备。”［9］P81-82 　　鲁迅不但从历史中发现民族精神的优点与不足，他更善于从现实的所见所闻中深入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热情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他敢于在学校第一个剪去辫子，并领导“木瓜之役”取得胜利；他敢于不祭拜孔子，反对权威。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中国又回到老样子，他也对中国丧失了信心。他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