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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建文史重写与研究综述 　　[摘 要]明代建文史重写是明代史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建文史重写过程的梳理，对明史和史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建文史重写研究进行回顾，可以发现其中的不足，并为以后的研究寻找落点。 　　[关键词]明代；建文史重写；综述 　　有关建文朝历史，由于建文帝没有实录，永乐年间官修的《奉天靖难记》和以此为底本修改的《奉天靖难事迹》便是明代最早的建文史。出于政治考虑，官书对建文帝以及建文朝历史大肆歪曲、篡改，而且只是记述靖难用兵始末，没有全面记录建文朝历史。这样一部史书显然不能令世人信服。自英宗以来，由于政治形势日益宽松，乘着当代史编纂兴起的浪潮，私人史家出于补国史之缺、表彰忠义以及怀念建文仁政等目的，以“国可灭史不可灭”相号召，开启了持续半个明朝并波及清初的建文史重写运动。所谓建文史重写，即私人史家反对实录曲笔，努力构建真实建文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史家以史籍的形式展现了建文故事的建构脉络，反映了明代君臣对逊国诸臣的不同态度及变化，以及明代中央与地方、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互动对建文史重写过程的影响。 　　研究建文史重写过程，考察地方社会和文官认同、追祀逊国诸臣在建文逊国诸臣案反正过程中的作用，梳理建文史建构的演变脉络，并以此为基础对建文史重写过程中的作伪和辨伪进行整体、系统的分析，对明史和史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自杨慎、王世贞以来，明代史学考信之风兴起并影响到建文史研究领域。考信与史事记载失实及作伪相伴生，《奉天靖难记》对建文帝及建文朝历史大肆歪曲、篡改，使得考信从一开始就是建文史重写的重要任务。再由于建文朝史料被大量销毁，民间关于建文朝的记载多依靠口耳相传，以讹传讹、二次创作的成分很多，万历政府颁布褒表、恤录逊国诸臣政策后更是有人为私利而作伪，出现了《致身录》、《从亡随笔》等系统作伪的伪书，辨伪在建文史重写中就愈发的重要。建文史重写从来注重考证，建文史籍中有一些对建文史的零星和系统考证，王世贞、钱谦益、潘柽章等非建文史家对建文史也有考据，将这一系列辨伪视为整体，结合对建文逊国和逊国诸臣事迹等重要史事的梳理进行考察，“考镜源流，辨彰学术”，有助于构建真实的建文史。在明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建文史籍编纂所采用的书法原则、有关建文君臣的评价都有变化，全面考察中央和地方、皇权和文官集团对逊国诸臣的不同态度，分析地方社会和文官在建文逊国诸臣案反正过程中的作用，可以从一个独特的层面切实的感受明代社会的脉动、民心的向背，深化对明代历史特点与规律的认识。 　　基于上述原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建文史重写作为明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乘着明代史学史研究日益兴起的东风，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首先是对建文史籍学术意义的研究及考辨。吴德义《考辨及其史料价值》，[1]考证《革除编年》与《姜氏秘史》实为同一书，并阐述了《姜氏秘史》对重构建文史的重要史料价值。吴振汉《宋端仪研析》，[2]以及吴德义《对建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3]两篇文章都认为《立斋闲录》中“革除录”一卷就是宋端仪《革除录》的稿本，并阐述了此卷内容在重写建文史和永乐早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谢贵安《试论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4]则以《明实录》对建文帝的记载为对象，探讨明代君臣对建文帝态度的差异及前后变化。刘德州《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5]论述了明末清初建文史重写的背景和建文史籍的特点，并关注了建文史重写中出现的作伪和辨伪。吴德义《试论建文史学》，[6]则从建文史学的高度，以历史演进的方法从宏观层面上考察了包括建文书法、建文史观和建文历史建构演变在内的明代建文史重写特点，提纲挈领，资料排比十分详实。 　　其次是结合时代背景探讨影响建文史重写的原因。牛建强《明代中后期建文史籍纂修考述》，阐述了政治局势变迁对建文史重写的影响，并分别介绍明代前中后时期建文史籍纂修状况和特点。丁修真《士人交往、地方家族与建文传说――以的出现为中心》，[7]运用“历史记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认为从亡说从产生到盛行再到沉寂，主要受到政治局势变迁和地方文化环境影响，作伪者则从自身利益和所占有的资源――传播网络出发做主观的努力，对从亡说的传播推波助澜。丁修真的研究思路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前学者关注的政治局势变迁的宏观因素转向建文史著者个人的作史动机、占有资源和地域群体等相对微观方面探讨影响建文史重写的因素，对于探讨建文史建构中作伪及伪书的出现很有帮助。丁修真、夏维中《明代中期建文故事的整合与传播――以黄佐为中心》，[8]主要分析不同地域流传的建文故事的碰撞，即士人交往对建文史重写的影响。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籍编纂研究》一书，[9]在明代历史大背景下考察建文史重写，主要分析政局变迁对建文史编纂的影响，动态的考察建文历史的定位与评价，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