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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Ⅲ最终方案背景内容与启示 　　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快速产物，2010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Ⅲ：增强银行和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全球监管框架》（以下简称《2010版巴塞尔Ⅲ》），强化了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但仍沿用了巴塞尔Ⅱ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框架。经过长达七年的研究讨论、影响评估和复杂博弈，2017年12月8日巴塞??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Ⅲ：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以下简称《最终方案》），对《2010版巴塞尔Ⅲ》进行了补充修订，核心是重新构造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监管框架。《最终方案》的发布标志着巴塞尔委员会完成了资本充足率监管三个基本要素――资本工具合格标准、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的改革进程，后危机时期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改革尘埃落地，将对全球银行体系的运行产生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最终方案》的背景 　　资本充足率是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RWA）的比例。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技术核心，也是资本充足率监管总体框架的基础。风险加权资产的重要性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资本数量的角度来看，在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既定的情况下，风险加权资产的大小决定了单家银行资本的数量下限。二是从商业银行行为的角度来看，采用不同风险加权方法，不仅会导致所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同，而且还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采用监管当局指定的风险权重计算风险加权资产，与银行实际计量和管理风险的方法和能力相脱节，可能对银行形成不当激励；而采用以银行内部风险模型为基础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以下简称“模型方法”），有助于提高监管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但也为银行利用内部模型实施监管套利提供了机会。三是从监管当局行为的角度来看，简单的风险加权方法具有可复制、可比较、可核实等优点，监管当局容易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而模型方法对监管当局如何保证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的审慎性和可比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四是从竞争公平性的角度来看，采取不同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会导致不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具可比??。即便银行均采用模型方法，模型的假设、模型方法论以及数据基础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计算结果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形成不公平竞争。 　　从巴塞尔协议演进的历史来看，巴塞尔I框架下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均由监管当局指定，计算过程简单透明，但过于粗糙，风险敏感性不足。伴随着风险计量技术的进步，在业界推动下，巴塞尔Ⅱ赋予商业银行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方面更多选择权（如图1所示），尤其是允许银行采用内部风险计量模型方法（包括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以下简称“模型方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以提高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 　　金融危机是监管制度的试金石，在理论上成立并得到业界推崇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在危机期间撇脚的表现，使得其饱受诟病，巴塞尔资本监管框架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过于复杂。1988年发布的巴塞尔I文本仅30余页，2016年发布的巴塞尔Ⅱ长达330页，加上后续补充规则和解释性文件，篇幅近千页，其中70%与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相关。复杂性是监管规则适应市场变化、增强资本要求风险敏感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有关各方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角力妥协的产物。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复杂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层次性。每种风险均有几种可供选择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其本意是扩大巴塞尔Ⅱ的适用范围，简单方法用于中小银行，模型方法适用于大型银行，但银行可以选择性采用对己有利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实施监管套利。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同一风险的不同风险加权计量方法在逻辑上存在不一致性。如在信用风险标准法下，风险权重仅取决于债务人的外部评级；而在内部评级法下，风险权重不仅与债务人偿债能力相关，而且与特定债务的结构化特征（是否有担保抵押、担保抵押的类型、债务的期限分布）也密切相关。二是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过程的复杂性。在巴塞尔I框架下，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仅需要资产负债表的数据以及几个监管当局指定的风险权重，计量过程简单、可重复和可验证；而在巴塞尔Ⅱ内部评级法框架下，银行需要采集大量的内部数据（甚至还包括外部数据）估计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和期限（M）等风险参数。大型银行为计算资本充足率，需要进行超过2亿次的运算。复杂的计算过程对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的资源和能力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不可比。随着巴塞尔Ⅱ的实施，全球范围内大型银行计量的风险权重呈现出巨大差异。巴塞尔委员会分析报告称，全球前100家大型银行信用风险平均权重从10%到80%不等，四分之三银行的信用风险权重低于40%，约25%的信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