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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等)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作者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小平同志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 　　这两句重要讲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两句话都与政治生态有关，前者是反对动辄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名义搞运动，这是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做出的经验总结:过去的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均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有的运动在当时看起来卓有成效，可是放在大历史的背景再来反观，却是失败的。政治运动由于带有强烈的领导人个人色彩，属于自上而下的意识整顿，难免失之偏颇，毕竟谁也不是每次皆能看破历史、看准历史的圣人。 　　后一句话则是反对老人政治，这在当时尚存在中顾委及各省市区顾委的情况下，难免也属于政治禁忌。但政治禁忌从总设计师的口里说出来，却正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禁忌的作用。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政治禁忌终归是需要打破的。开放的过程就是打破一些传统政治禁忌的过程。这些禁忌有些是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动手打破的。 　　陈锡添当年到底是没能把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发表出来，但愿以后这样的“最遗憾”少点发生，最好不发生。（摘自《南方日报》，周虎城/文）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搞“土改”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前，台湾佃农需将一半以上的收获量缴纳给地主，农民的负担很重。为了缓和岛内佃农与地主的矛盾，提高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台湾省“省长”陈诚从1949年到1953年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 　　第一步：实行“三七五减租”。“从佃农的收获量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25%，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37.5%的平均分配方式”。规定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于六年。 　　第二步：实行“公地放领”。从1951年开始，将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耕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两点五倍，由农民在十年内分期偿付，不负担利息。 　　第三步：实行“耕者有其田”。从1952年1月到1953年4月，将全岛地主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规定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三甲或者旱地不超过六甲，超过的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后放领给农民。 　　土地改革制度一推出，就遭到台湾当地大地主及省参议院中地主阶层代表的公开反对。陈诚多次召集相关的士绅、地主、官员开会，介绍有关土地改造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国民党政府作为补偿给地方的方案：这就是将国营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通过发行公司股票，让地主按出让土地的数量持有股份。 　　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激发了佃农购置土地及生产的热情。当年台湾粮食产量便增产五分之一以上，达到120万吨。很多佃农减租后的一两年内就盖起了新房，购买了耕地、耕牛，许多原先因贫困而无法结婚和完婚的农家也顺利地娶妻立户。“三七五”是那个时代台湾的关键词之一，台湾农村称刚过门的新娘子为“三七五新娘”。（摘自《台湾，台湾》，赵国明/文） 　　上甘岭上的“夜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许多精通外语的女兵。刘禄曾就是其中一位。她1947年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专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临近毕业的刘禄曾报名参加志愿军，被分配在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担任英文翻译。在志愿军第九兵团俘管团收容所，刘禄曾同战俘逐一谈话，，作细致的思想工作。 　　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共投入6万余人的部队对我志愿军驻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发起猛攻。刘禄曾在志愿军二十四军七十师上甘岭前沿阵地399.8高地的坑道里，每天不间断地开展对美军的广播喊话工作。在白天，不能使用扩音设备，刘禄曾只是拿着一个长柄喇叭，透过坑道的洞眼，向着距离不足100米的美军用英语喊“不要在美国侵略朝鲜的非正义战争中送死！”“中国人民志愿军保证战俘的生命安全！”“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到了晚上，广播小分队使用手摇发电机通过安装在山顶上的大喇叭继续进行对敌广播。夜深人静的时候，向敌军播放美国歌曲。刘禄曾充当音乐节目主持人，被称为“夜莺”。 　　驻守在上甘岭阵地的我志愿军部队不畏强敌，英勇反击，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刘禄曾在朝鲜战场上出色的工作成绩，尤其是在上甘岭战役中的顽强表现，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表扬。（摘自《人民政协报》，黄继阳 程绍昆/文） 　　 　　我军最早的仪仗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