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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英雄共魂魄(下)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阳翰笙、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两人都到上海与郭沫若会晤。9月份阳奉命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处报到，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即接受周恩来转达的党交与的紧急任务。田汉到上海后，于是年9月、10月与郭沫若一起发起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举办俘获文件物品展览会。 　　不久，田汉也到了武汉，1938年初又到长沙主办《抗战日报》。1937年12月下旬，武汉举行过一次大规模劳军联合大公演，由各地汇聚到武汉以及本地区各剧团共14个单位联合演出田汉精心制作的评剧《新雁门关》、话剧《最后胜利》以及洪深的《昭君和番》，共演了五天，盛况空前。阳、田出席了国民党“中国文艺社”发起的公宴旅汉各剧团和参与演出者的宴会。 　　 　　会上，阳翰笙把事先同田汉商议好的成立联合剧协的事，与国民党“中国文艺社”代表王平陵商议，得到赞同，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只用了几天时间，在是月的31日就成立了文艺界第一个抗日统战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大会宣言是阳翰笙、田汉、王平陵三人起草的。后又经阳翰笙动议，于1938年3月27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阳翰笙、田汉都当选为理事（名列前八名）。 　　经过斗争，他们争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人事组织权力。阳翰笙参加了恩来同志、董老、郭沫若、博古等有关第三厅人事安排的讨论会，一致同意田汉负责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统管全厅的行政事务。就这样，两位战友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据当年第三厅的老同志回忆：阳、田当时就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田汉满怀激愤之情投入抗日洪流。在成立第三厅前，他在长沙办报。郭沫若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人事权上的一家独揽，愤然离开武汉去长沙找田汉，打算到南洋去募款。田汉持批评态度，说郭沫若走的是分裂路线，是逃避、是退缩;还说，我们正号召团结，应拿出诚意来。后蒋介石作了一些妥协。田汉于1938年2月28日陪郭沫若乘车赴武汉，走马上任，开始就任六处处长。 　　第三厅的任务是搞宣传，而田汉的艺术宣传处唱的是重头戏。其下设三科：戏剧科、电影科、美术音乐科，真正荟萃了全国著名的各类艺术家、教授、学者。像洪深这样资深的教授型戏剧家也乐于任田汉手下的戏剧科长，为了什么？为了抗日救亡。田汉领导的这支庞大的文艺队伍里面有他的老战友，有他的学生，个个精神抖擞，枕戈待旦。1938年4月初，震撼武汉三镇的宣传周活动就是宣传处打响的第一炮。上有周公把舵，中有郭沫若、阳翰笙正确领导，下有田汉、洪深的编、导、演全能操作，再加上杰出的组织才能以及群众如火的热情，宣传周搞得轰轰烈烈，人心沸腾。口头宣传日、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都是全民总动员，上下结合;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则分工负责，各行其事。一百多个民众救亡团体，所有剧社团，各种剧种都参加演出。武汉的12家戏院日夜免费上演抗战话剧，6家电影院免费日夜放抗日电影。冼星海、张曙等在广场上指挥数千人大合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打回老家去”的吼声响彻云霄，最后，发展成几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 　　宣传周振奋了民族精神，对投降派是一次重大震慑。不久，在阳翰笙、田汉、洪深等的组织下，艺术宣传处组成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十个放映队以及孩子剧团、漫画宣传队，形成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他们响应“下乡入伍”号召，深入到前线、后方、敌后演出，有的坚持到抗战胜利。田汉、洪深率先垂范，带领他们到前线去，跟他们一起同吃同住同演出同吃苦。 　　 　　阳翰笙在《从第三厅到文工会》一文里，用“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队伍”和“田汉同志与评剧、湘剧实验宣传队”这样的标题，全面客观地介绍了田汉、洪深的功绩，他说：“谈到地方戏曲人员为抗日离乡背井的事迹，就不能不谈到田汉和‘实验宣传队’。他亲自率领这个‘实验宣传队’在长沙、衡阳、桂林一带演出，精神焕发，和大家同甘苦。一些老演员感动地说：‘田先生不但吃饭成问题，夏天被蚊子叮了，连一盒万金油的钱也没有。’”据说，田汉当时在第三厅还是将官头衔，有福不享，为了什么？他那《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已作了坚定的回答。面对老战友感人的出色表现，阳翰笙最后不无骄傲地说：“田汉同志的这些创作和活动是戏剧战线上的重大收获，也是我们第三厅引以为荣的。”（《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第三厅迁到重庆，先后有8个大的影剧社团（校）也随之而来。话剧、戏曲演出逐渐活跃，不久就掀起演出高潮，形成轰轰烈烈的局面。1940年，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化人集体退出第三厅后，转而组织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阳翰笙任正副主任，田汉、洪深等任专任委员。“文工会”不少人都在“文协”等各协会兼职，仍然掌握着重庆戏剧运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