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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之立法回顾和思考 　　摘要：《劳动合同法》在市场经济深化、企业用工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开始起草，在立法的过程中经历的争论主要围绕立法宗旨与价值展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本质上是对劳资不平等的社会不公的一次矫正，但在实施后也因劳工标准的提高面临来自用工企业的挑战，劳务派遣成为规避企业责任的渠道。《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也是对此挑战作出的立法回应。 　　关键词：劳动合同；劳工；劳工标准；立法博弈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3-0076-06 　　2007年6月29日，历经四次审议、两年多的反复酝酿和多方权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高票通过《劳动合同法》，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劳动合同法》从出台到今天，经历了立法前及实施后的争论、2009年经济萧条的冲击、2010年的工潮及“民工荒”、2012年7月《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讨论稿、2012年12月28日《劳动合同法》修正案通过。回顾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争议以及实施后的问题，对于清晰认识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其在全球化下世界劳工关系格局中的意义以及未来劳动法的立法趋势，可能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 　　一、《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行劳动合同的改革和试点工作，之前计划经济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劳动用工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安排，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临时工和合同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4年制定了《劳动法》，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劳动法》第三章为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以及法律责任等都作了规定，之后劳动部门又相继出台了一些配套的规章和政策。但《劳动法》对于劳动合同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只有不到20条。而经过十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市场化用工的需求、劳动用工制度的变化、非公有制劳动关系增多、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劳资双方争议的多样化，导致劳动法中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远远落后于现实。 　　第一，劳动法调整范围较窄。《劳动法》制定时的主要目的是对企业用工制度进行改革，侧重于企业劳动关系的调整，导致一些其他用工形式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或者不完全适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灵活用工形式增多，用工主体和用工形式多样化，如劳务派遣用工、非全日制用工、民办非企业单位用工等，而《劳动法》对这些新的用工形式没有规范或规范较少，导致权利维护的缺位。 　　第二，劳动争议案件增长快速。根据数据比对可以发现，“1995年《劳动法》实施当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3万件，涉及劳动者12.3万人；而到了2002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到18.4万件，是1995年的5.6倍；涉及劳动者60.6万人，比1995年增加了5倍。”数据也显示在劳动争议类型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长较大；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企业密集，劳动争议案件较多；劳动争议案件调解结案比率低，调解空间缩小。 　　第三，劳动合同制度执行不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2005年9月在进行劳动法执法检查时发现：“A.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B.劳动合同内容不规范，如报酬数额不明确，没有社会保险，劳动者义务多而权利少，甚至存在生死条款等违法内容。C.劳动合同短期化倾向明显，大部分合同期限在一年以内。D.滥用劳动合同试用期。E.选择性签合同，只与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签订合同，不与工人签合同。F.劳动合同缺乏协商，空白合同大量存在，劳动者只在合同上签字，根本不了解合同内容，甚至没有合同副本。”现实中的劳动合同没有成为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宝，反而被用工企业不当利用，成为限制、侵犯、剥夺劳工利益的工具。 　　第四，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待遇反差较大。中国经济经历着持续的高增长，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显示，在《劳动合同法》审议讨论时的200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8万亿美元，直逼德国2005年的2.9万亿美元。而同期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也在“一路走红”，从0.389、0.397到0.456；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也持续走低，从14.2、13.3到12.0；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从1.9万件、9.3万件增长到42万件，其中超过1/3的是劳动报酬争议。社会财富总量在高速增长，但全社会共同福利却没有相应的增加，特别是大部分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了世界工厂，但世界工厂的核心珠三角的工人却在将近10年里没有相应的工资增长，长期维持在800元的工资标准上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处于贫穷和困苦时，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确实兴旺发达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