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下延和个体能力应急关联机制探索.docVIP

体系下延和个体能力应急关联机制探索 　　[摘要]政府应急体系下延是否提升了个体应急能力？本文提出三种机制假设：政府动员机制、社会学习机制、收入外溢机制。对江苏省1252位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动员机制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学习机制、收入外溢机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中国应急管理的本土特征，回应了西方应急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并就三种关联机制提出提升个体应急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应急管理；应急能力；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8-0099-07 　　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应急管理研究有必要加强对个体行为的研究。从大的理论和方法背景来看，西方的应急管理研究大致有三大流派：一是人类生态学派，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地理学家怀特（Gilbert White），关注个人和集体是否可以适应和缓解自然灾害的冲击，研究者多为地理学或建筑学背景，强调土地利用规划、防护工程和建筑设计在减缓灾害中的重要性，将减灾规划与应急管理相结合，现在的代表人物则是德州农工大学的林德尔（Michael Lindell）、皮科克（Walter Gillis Peacock）等；二是灾害行为学派，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承继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注重田野调查，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克兰特利（Enrico Henry Quarantelli），最早关注冷战时期核危机下的集体行为，后期则扩展至灾害中的社会行为，如科罗拉多大学自然灾害研究中心的蒂尔尼（Kathleen Tierney）等。对于这两种传统，米勒蒂（Dennis Mileti）在其名著《人为的灾害》（Disaster by Design）中已有述及。[1] 第三大流派目前尚无定论，但至少已经形成了具有相似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的学术共同体，根据康佛（Louise Comfort）、沃（William Waugh）和塞格勒（Beverly Cigler）的总结，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应急管理研究缘起于FEMA（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和NASPA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在上世纪80年代的推动，以灾害行为学派为参照，建立应急管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关注国际、联邦、州等不同层级政府对灾害的响应，因此这一流派可暂称为政府响应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如康佛、沃、塞尔维斯（Richard Sylves）等，近年则又涌现了伯克兰（Thomas Birkland）、卡普库（Naim Kapuku）等年轻学者。[2]这三大流派虽各有侧重，但也彼此交融，尤其是灾害行为学派，为美国的应急管理研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蒂尔尼德州农工大学减灾与恢复中心的开创者威戈（Dennis Wenger）均有灾害行为学派的学术背景。中国的应急管理研究如果从灾害管理的传统来看，时间相对久一些，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发掘相对充分；如果从政府响应的传统来看，则是兴起于“非典”之后，主要是对美国的应急管理制度进行比较和借鉴，理论和方法的发掘尚不充分；至于对应急管理与个体行为关系的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理论和方法上的欠缺已经约束了中国应急管理研究的发展。从研究领域的成长来看，通常有一个从应用对策研究、借鉴吸收走向实证研究、理论建构的过程，对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急管理研究的综合分析显示，中国的应急管理研究尚未完全走出应用对策研究和借鉴吸收的窠臼。[3] 因此，加强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尤其是加强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与个体行为的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 　　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建立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应急管理作为一种公共政策设计，从中央政府向下一直延伸到城市社区和农村，从国家治理系统扩展至社会治理系统。总体上看，这一过程大概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国家治理系统内部，依靠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来规范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行为；二是在社会治理系统中，主要依靠政府动员来调整公民个体的行为。通常来看，法律规范和行政命令具有强制性，应急管理政策体系在国家治理系统内部必须得到贯彻和执行，应急能力提升的可见结果就是应急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然后，一旦进入社会治理系统，尤其是涉及个体行为，政府应急管理政策体系就再不具有强制性，而进入了合作治理的范畴，应急能力提升的可见结果也不再是制度，而是个体行为的改善。换言之，应急能力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主要外化为制度，而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则主要外化为行为。那么，中国政府的应急管理政策体系是否改变了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