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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反思动力和研究框架 　　摘要：Perkins（2002）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对中国结构性转变的思考，Perkins列举了三个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城市化问题、区域发展问题和产业组织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复苏仍然十分缓慢，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出口导向性战略的转型，也面临着日益收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因此，如何使经济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文章将首先反思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历程，接着对未来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个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可持续发展；跨学科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种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仍未能将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经济在经历迅速反弹之后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从10%回落到7%的局面，社会各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这次调整是由非周期性因素导致的，是一种结构性减速，伴随着这一发展阶段的将是一系列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的新现象的出现，所有经济主体的观念和作为都将获得更新，这一切可以被简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金碚，2015）。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需要继续将改革推向深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反思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模式，探讨产业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反思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政府主导模式 　　从中国转轨的历程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等各种事务无所不管，那些可以由市场和社会组织高效率完成的工作，也由政府进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开始逐渐取代政府的某些作用，政府职能转变被学界称之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见证了全能主义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广开始，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干预就逐渐消失了，之后则是发生在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利润包干、股份制，到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步降低，民营经济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相比全能体制，政府在后全能体制下的干预程度和范围有所下降，但后全能体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大部分组织资源以及经济资源，这些资源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经济增长模式，甚至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后全能体制”下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主导、过度干预导致了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失衡现象的出现，“失衡下的增长”是“中国奇迹”的一个显著特征。 　　结构性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不同的结构性问题也存在相互影响、互相强化的情况。以持续下降的消费占比为例，在二战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11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都要高于中国，2014年只有阿曼（31%）的这一比重低于中国（37%）。导致消费比重过低的关键原因是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祁毓，2010），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与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收入差距相联系。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投资，往往使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提高资本收益，因此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较低的劳动收入占比是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联系在一起的（Daudey Penalosa，2007）。 　　许多结构性问题的产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获得实质性改善。虽然外部冲击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改善结构性问题的重要力量，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还是要依赖中国采取主动、积极的行动。 　　二、 产业转型的根本推动力量 　　根据十八大的部署，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其次，使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再次，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依赖何种力量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何种力量主导下的产业转型可以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较好地耦合？ 　　1. 市场力量。为什么要推动产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原有产业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或者是原有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是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更强，产业发展难以存续。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力量塑造的，那么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应该更多地让市场力量来推动产业转型：（1）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