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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和风格简析陶渊明诗风之成因 　　摘 要:陶诗的主导风格在于真,也就是自然。造成这一风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狷”为主的人格取向。本文拟从人格对风格的影响中探索这一诗风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陶渊明 风格 人格 　　 　　关于陶诗的艺术风格,自六朝以降,学者多有论及。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几种说法:清靡、自然、平淡、闲远、朴实、冲和等等。虽则有这几种说法,但也不过是“自然”二字,所以袁行霈先生说:“陶诗的美在于真,也就是自然。”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作到了平淡自然的境界,当是不易的,所以历来的评论家都觉得陶诗“邈不可及”。那么,陶诗为什么能够达到这种自然之境?洪迈曰“夫率(渊明)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黄彻曰:“渊明所以不及者,盖无心与诽誉、巧拙之间也”,陈模曰:“盖渊明人才素高,胸次洒落”,朱庭玢曰:“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燎而弥粹……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是也。”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1、从先天素质上讲,性情真挚,有艺术天赋;2、从后天修养来看,长期的写作实践使其理精气粹,功夫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3、从写作态度来看,无意为诗,不存祁誉之心,因而没什么得失考虑。 　　后来,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汉魏晋相延,时代不远,变迁极多,即经见惯,就没有感触……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鲁迅先生的这番见解是很卓绝的,但也只能说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只需看看谢灵运和颜延之就知道了。谢灵运与陶渊明并世并称,颜延之和陶渊明交情匪浅,然而,他二人的诗文却并不“平和”。由此可见,社会环境并不能作为解释风格差异的最终原因。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创作主体,去探寻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 　　袁行霈先生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说:“陶渊明的思想核心就是崇尚自然”,“返回自然集中地体现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他要在他笔下实践这种哲学,又恰好有这个可能的条件……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的整个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袁行霈先生从陶渊明的思想根源上探寻原因,这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不应仅仅止于此。 　　事实上,把艺术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即风格的不同,最终归结为气质、性格等主观条件的不同,这在中西方都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明确提出:“气以实质,质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18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布丰在一次论风格的演说中指出:“风格就是人”。别林斯基也说过:“风格――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风格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风格里,表现着整个的人。”[1](p.234)这就告诉我们,创作主体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才是造成风格差异的最后根源。因此,我们不妨从陶渊明的气质和个性等方面入手来分析他诗风的成因。 　　古罗马医生将人的气质分为13种,后人将之简化为四类,即: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和抑郁质。中国诗人当中,屈原属于多血质和抑郁质的混合型,李白属于胆汁质型,而陶渊明属于黏液质型。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性格上表现为被动、谨慎、深思、有节制、性情平和,这完全符合陶渊明的性格。陶渊明也多次表白自己的个性偏于内向恬静,如“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我爱其静”(《停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等等。 　　在性格方面,显而易见,陶渊明是以“狷”为主的。何为狷?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孟子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而与之,是狷也。”朱熹也这样阐释过:“狷者,知不及而守有余。”山东大学赵睿才先生认为,狷者的可贵在于不肯同流合污而逃向自然,他们偏重于对审美自由的追求。这几乎可以看作是陶渊明一生最精当的概括了。无论是出仕时还是归隐后,狷一直都贯穿着他人格的始终。在官场时,他的狷表现为不为时俗所羁,不肯同流合污;归隐后,他的狷则更多地表现为不为高官厚禄所诱,在穷困中不坠其节,不失其志。 　　可以这样说,他的恬静、冲和、节制与他的狷是内在统一的。正是由于狷,他才能解脱一切功利、成败、穷通的束缚,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一种无所欠缺的圆满。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平和的心境。他不愿勉强自己迁就时俗,也不愿在如拘如囚的“尘网”中挣扎。其实,他也并不是鄙视做官,只是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已。他做过官,然而每次出仕的时间都非常短,总是一边出仕又一边厌仕。对此,他自己也迷惑不解,他在诗中不断地问自己:“如何奄在此?”“如何舍此去?”他的心情是那样矛盾。但是,如同涅磐的凤凰一样,他最终在痛苦的超越中获得了永生――他找到了自己的一方净土。“在饥寒之忧,垄亩之情,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工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任意肆行而又固穷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