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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经济转轨和传媒互动机制比较研究 　　摘要：传媒有其特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功能，使之与政治密不可分。转轨实践与大量的研究表明，转轨与传媒高度互动，中俄两国传媒的差异充分体现了转轨实践的巨大差异，本文通过比较制度分析视角透析传媒变革，考察了中俄两国转轨的差异。 　　关键词：传媒 转轨 　　 　　▲▲ 一、引言 　　转轨就其内在所包含的事实来说，中国与俄罗斯的转轨差异很大。俄罗斯的转轨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宪政转型，具体表现在国家政体上由议政合一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市场导向转轨，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普京时期的可控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转轨，目前基本上还限于经济领域，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中国转轨的主要含义。中俄两国转轨实践的巨大差异在传媒得以充分体现，也可以说，用比较制度分析视角透析传媒变革，可以更清楚的考察中俄两国转轨的差异。具体可包括市场化与政治制度变革两大领域。 　　 　　▲▲ 二、政治制度变革与传媒嬗变 　　从传媒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宣传执政者主张的重要工具，与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关联。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作为传递政治信息、沟通政治组织与民众的重要工具的传媒，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达到极致，特别在转轨时期，传媒通过提供变革与反对变革思想之间交锋的阵地与舞台，成为舆论宣传和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从而直接影响变革的命运。从这个意义而言，传媒20世纪末转轨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意义。 　　1． 中俄两国都以传媒为先导，开启了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幕 　　传统集权制度表现出的僵化、无效率日益引发民众不满，领导人顺应民意，适时推动一系列改革举措，舒缓民众情绪，同时也受到保守势力的抵制。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到了其它力量无法实现的功效：转轨之初，中俄两国改革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进，并不在于单纯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在于领导人自上而下强制性推进改革的同时，充分尊重并听取底层民众自发性改革呼声和创造性、主动性改革精神。传媒，是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关键一环，通过传媒，宣传鼓动、凝聚人心、沟通，得以冲破保守势力阻力，改革得以大步前行。 　　俄罗斯的转轨始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人时期。在实施“加速战略”未果之后，戈尔巴乔夫充分认识到传统集权体制的根深蒂固，不破除这种体制，任何的改革都无法深入。因此，戈氏通过倡导“公开性”，欢迎并邀请大众传媒对苏联社会与苏联官僚体制展开公开批评，推动苏联僵化体制解冻，由此，传媒失控，转轨狂飙而起，继而苏联解体。 　　文革之后，中国国内人心思动，光明日报等媒体展开一系列多层面的关于真理的大讨论，有效的凝聚了人心，指明了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由此，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2．转轨进程中政府的传媒控制模式比较 　　转轨之前，中俄两国的传媒依附于党的宣传机构，受到党与政府的严密控制，政府通过惟一投资人地位、行政控制等手段对独家垄断话语权。随着转轨展开，中俄两国传媒领域的政府控制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两国传媒控制的形式也有本质差异。 　　俄罗斯传媒自戈尔巴乔夫实施传媒放开之后，经历了叶利钦与普京两个时期。自 1991 年，出于迅速推进政治变革的需要，叶利钦政府一下将传媒领域彻底放开，实施完全的自由化与传媒产权私有化战略，前苏联时代传媒领域“滴水不进”般的进入壁垒彻底取消，泛政治力量与泛政治力量资金大量注入到传媒领域内，由此引发传媒“繁荣”与进一步的政治动荡。金融―工业寡头迅速掌控传媒，并通过强大的传媒力量进一步地操纵政治，谋取集团私利。普京当选后，提出了一系列弘扬俄罗斯思想，弘扬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主张。传媒领域成为普京新政的首要领地，普京决心让传媒“知道自己的位置”，让它成为“国家的服务者”。这样，处处想伸手参与的传媒寡头就成了普京推行新政的绊脚石，于是，普京非但没有犒赏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传媒寡头，反而要打破媒体寡头的控制，恢复国家的控制权。 　　这个时期，普京“可控民主”思想在传媒领域体现为通过传媒许可证方式，严格实施传媒进入壁垒，通过传媒巨型企业重组方式，实施传媒再国有化战略。中国传媒采取“渐进性的改革”战略，伴随整个传媒变革进程，政府强调“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改革思路。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始终强调传媒领域严格的进入壁垒，逐渐开放外部资金进入，并根据信息内容实施传媒分类管理：逐渐开放“娱乐、体育”等与生活相关信息传播，严格控制时事新闻的制作与传播。 　　 　　▲▲ 三、市场化与传媒 　　实践表明，健康的传媒是市场经济必要的制度基础，传媒对原计划经济体制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