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和变异―日本教育摄取性之研究.docVIP

吸收和变异―日本教育摄取性之研究 　　摘 要：吸收与变异是日本教育摄取性的两个主要性质。包括主动开放、利益选择、综合创新以及民族教育的自卑感和自尊心导致的教育两重性。它有四次高潮，前三次从中国教育摄取，分别是日本奈良时代、镰仓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第四次从西方摄取，教育上脱亚入欧。变异则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弃汉崇洋、模仿德国、军国主义教育法令的制定与实施，最后形成了日本教育的侵略性，祸害中国教育近半个世纪。 　　关键词：吸收；变异；日本教育；摄取性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5-0084-05 　　一、引 言 　　日本教育作为一个既独特又和世界教育特别是中国教育息息相关的存在，它的兴盛与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其教育的摄取性。日本教育的摄取性有吸收和变异两方面，外来教育被日本教育吸收，是日本教育发展的重要的原动力之一。首先日本教育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吸取而形成，尔后又经过明治维新对西方的异质教育摄取而变异，并将日本教育中最丑恶的一面展露无遗，把教育的利益选择异化为教育侵略。近两千年的教育摄取，使日本教育成为世界教育中的一枝“奇葩”。 　　摄取一词，原意为吸取、获取、拍摄。摄，小篆以来的形声字，从扌（手），聂（?）声，有“提起，牵曳”和“拿取”之义。取，甲骨文以来自会意字，从扌（手）持耳，耳又多喻大象，从又（手）役象，表示有所作为。《说文》注为捕取义，现代语说“拿”，引申为从中拿出合乎需要的或依照一定的根据或条件去做 [1 ]。 　　本文提出日本教育摄取性，是因为日本教育摄取性同具吸收（拿）和变异（有所作为）两个性质：吸取为主动开放和综合创新。日本摄取中国教育是全方位的，它贯穿整个日本的古代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热衷于对中国教育的摄取。它能最大可能地把中国教育的有益部分收为己有，对近代西方教育亦如此。兼容各家之长进行综合创新是日本摄取性教育的最突出的特点，被世人关注的日本“儒家资本主义”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创造性的产物。教育的变异为利益选择和教育极端的两重性。利益选择方面，日本在中国古代教育和西方近代教育强势的冲击下，没有被同化，相反利用他国教育形式和内容为骨干，以自己固有的民族教育为血肉，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最终构成了一种与他国教育“雷同”，又极具日本特色的教育。日本教育无论如何变化，都时刻保持着本国现存教育和外来教育的双重特征，其根源在于日本民族教育的自卑感和自尊心。前者激起日本民族强烈的向外学习意识，导致主动去摄取域外优秀教育。而一旦其教育成熟进步了，国力强盛了，民族优越感、扩张意识便会迅速膨胀，小则“国粹教育”登场，发展到极至则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盛行。 　　二、日本教育摄取性之一：强力吸收 　　日本教育的摄取性，是日本教育的本质特征，是日本教育与生俱来的天性。古代日本教育对中国教育的摄取有三次高潮，这是日本教育史上教育摄取的主线。进入近代，日本教育的另一次摄取高潮是在明治时代，摄取对象为西方教育，此阶段亦是日本教育摄取的变异阶段。 　　1. 第一次摄取高潮――奈良时代 　　日本奈良时代社会安定，全面学习唐朝文化和教育，成了奈良王朝的首选。奈良教育摄取的重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众多的遣唐使、留学生（僧）。奈良时代日本人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敢于冒生命危险渡海到中国来学习，表现出―种积极摄取的精神。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公元630～669年，共任命7次，主要目的是为学习唐朝制度；中期：公元702～752年，是极盛时期，成行4次，每次达500多人，并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后期：公元759～894年，是渐衰期，成行6次。随行人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好学之士，来中国求知取经。留学生到长安后，由唐政府派人安排进入国子监学习各自专业，其中著名的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和留学僧最澄、空海等。木宫泰颜在其巨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列表举出杰出留学人员（留学生和学问僧）姓名，共达149人 [2 ]。吉备真备在唐期间学习了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书法、天文、历学、兵事、礼仪、祭祀、建筑等学科的知识，并将唐朝的一些重要著作带回了日本，为日本制定典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回国之后，吉备真备曾在日本的大学寮授课，将他在唐朝学习到的各种知识传授给生员。日本大学寮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传统史籍作为教科书，就始于吉备真备。他参稽礼典，重新制定和完备了祭孔礼式。留学生学习期间一切费用都由中国政府提供，其中阿倍仲麻吕还入了中国户籍，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于公元72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出仕唐朝 [3 ]。能通过如此高难度的考试，仲麻吕是日本第一人。此种国际性的教育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