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陵和宋陵神道石刻异同研究.docVIP

唐陵和宋陵神道石刻异同研究 　　摘 要：通过对唐陵和宋陵神道石刻的分析比较，来研究其文化特征。宋陵石刻是从唐陵发展而来，继承其很多特征，但又有所发展，归纳其相同以及不同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两朝石刻艺术的特点，以及我国古代陵墓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规律。 　　关键词：帝陵；神道；石刻；外来文化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01-02 　　唐代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唐代帝陵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唐陵不仅规模大，制度上也有新的创建和发展，陵墓前大型石刻群的设置，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而后又建立统一王朝的北宋，其帝陵集中分布在河南巩县，北宋帝、后陵以及陪葬的亲王、大臣墓的石刻总数可达上千件，在当地形成特有的文化景观；其形象多样的造型、雕刻手法集中反映了北宋石刻艺术的独特风貌。宋朝虽然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难敌唐代，但其艺术发展水平却独具魅力。以下对两代帝陵神道石刻的组合以及其意义做以简要对比，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两代统治者治国思想的异同。 　　唐陵石刻包括有：石虎、石狮、蕃像、石碑、石人、仗马及控马官、鸵鸟、翼马、犀牛和石望柱。而宋陵石刻的组合一般较为规整，一般在神道自南至北分别为：望柱、象及训象人、瑞禽石屏、角端、马及控马官、石虎、石羊、蕃像、文武臣、武士及上马石、石狮。在此仅对其组合作一对比。 　　一、形式相同又有所发展的石刻 　　1.华表/望柱 　　唐代陵墓华表较前代造型变化较大，对以后历代影响较深。高祖李渊献陵华表，柱头有石兽，柱础上浮雕首尾相衔螭龙，但献陵华表不见莲花纹饰。乾陵及以下诸唐陵华表形制相近，柱头由兽变为宝珠，柱顶台盘之上和柱身与柱座相接处各浮雕仰、覆莲一周，柱身各棱面线刻蔓草花纹。宋陵各望柱大体形制相同，只是不同时代大小、细部纹饰略有变化。 　　乾陵以后华表的样式逐渐成为定制，宋陵沿袭唐陵，但雕刻手法却更胜一筹，其柱身雕刻不只有阴文线刻，还增加了减低平调，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与艺术水平。而其共同的莲花纹饰与宝珠造型反映佛教文化对其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2.石马以及控马官 　　唐陵以乾陵为例，其石马及牵马人（控马官）各五对，左右对称分布；而宋陵的则为马两对、牵马人（控马官）四对，由此可知宋陵的是两人共同管理一匹马，这与唐陵在组合上有明显区别。 　　但值得注意的是，唐陵除在陵前神道设十匹仗马外，还在陵的北门置仗马六匹，此为宋陵所没有，是唐陵石刻布局的突出特点之一。唐陵北门设六马又可理解为设计者把帝陵作为帝都长安的缩影来安排的。唐陵北门置仗马犹如长安玄武门置“飞骑”、“百骑”（即左右屯营）[1]。这为研究都城布局提供了间接的实物资料，体现唐长安城的布局特点。 　　3.蕃像 　　在我国古代陵墓石刻中置蕃像者最早应为西汉霍去病墓石刻中的“马踏匈奴”和“野人”。墓前立石人是源于新疆北疆草原一代的石人石棺墓文化，表示战场的战俘服侍死者，应为中原受西域文化的影响。 　　在唐陵中发现的蕃像，其意义却明显丰富，如乾陵的61尊蕃像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战俘，他们之中有被征服者、归化者，也有友好国家、地区的使者。在唐陵蕃像中，崇陵蕃像中有的合手打拱、身披帛纱、右肩袒露、双足赤露；乾陵和崇陵有的下身着裙，裙下有周圈莲饰。而且蕃像位置一般居陵墓神道石刻之首，这些均使其具有了积极的政治意义，反映出唐代对友好睦邻的关系和团结各地区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视。 　　北宋帝陵石刻中仍有蕃像，但数量远不及唐代，仅有三对。其容貌、服侍皆非汉族形态，如永定陵蕃使“圆脸阔鼻，身材矮壮，头戴高顶帽，内穿窄袖袍，外披兽皮披风，戴耳环，佩项饰，胸前坠朵花，腰束绳，绳带前结，赤足，手捧犀角。”[2] 　　宋代诸皇陵沿袭前代制度设置蕃像，我们知道宋代国力远不及大唐盛世，却又许多域外的使臣前来朝贡，反映了宋时中外以及各民族之间频繁的往来，致使宋朝形成一个中国封建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 　　4.石人 　　乾陵、定陵和桥陵石人当属皇宫仪卫，身份可能为直阁将军、殿中将军或侍郎，可以看出此时沿袭了前朝制度。泰陵及以后诸唐陵石人，左文右武，这与当时唐陵石刻追求进一步的对称布局有关，另外也反映了那时朝仪制度的变化。 　　而到了北宋却有所变化，宋陵中的文武侍臣雕像，武官武装仗剑，文官朝服执翁，正身拱立，一如唐陵。只是唐陵的文武侍臣多至20人，宋陵仅有8人。宋陵石刻文臣执笏相对武臣靠北，武臣拄剑在其后，这足以反映了北宋扬文抑武的官制序班。“各陵此数像均用长石雕成，瘦而高，外形相仿，惟冠饰、玉佩等细部各有不同”[3]。由此，不难得出宋朝的石人更注重形式上的对唐陵的模仿，文武臣各两对，北宋各帝陵数量已成定制。 　　5.石狮 　　石狮，又作为门狮，在陵园四门各两对。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