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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变迁和灾害文化构建 　　摘要：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国民面对巨灾时显露的从容与秩序赢得了世界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却又令世人倍感震惊。一场地震所折射的矛盾不禁引人深思：应如何看待战后日本防灾减灾事业的成功与教训。回首望去，1995年日本遭遇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惨重的灾情后果令其被列入20世纪全球十大地震。这场大震不仅结束了日本战后50年来的地震安全神话，还激起社会内部对追求经济大国目标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刻反思。震后20余年间，日本一直处于大地震的活跃期，每逢大震由阪神淡路大地震记忆所引发的共振效应便会在社会中持续发酵。多样的地震社会记忆不仅跨越地域结成记忆之网，甚至伴随着时代发展逐步沉淀，转化为日本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日本对“原发地震”风险的刻意回避与忽视导致了东日本大地震后核泄漏灾难的发生，从而使日本再次陷入生态环境危机。在遗忘与记忆的曲线间浮现的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展现了日本面对自然时的多重价值选择，对当代日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形塑作用。这一过程揭示了先后继起的灾害可以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转化的生态链式反应。以环境史的视角深入挖掘战后日本地震灾害社会应对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过程，对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中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阪神淡路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社会记忆；灾害文化；社会治理 　　2011年3月11日9级强震突袭日本，日本国民面对大灾时的冷静与从容赢得了世人慨叹，中国也对日本灾后表现出的“国民秩序”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我们肯定日本地震防灾减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个“居安思危”的民族在地震中经历了堪比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福岛核泄漏灾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视灾害防御的国家却一直经历大灾，这看似矛盾的表征值得深入反思。 　　一直以来，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下简称阪神大地震）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福岛核泄漏被视为两起相对独立的灾害事件。回顾国内外既有研究，均少有论及两者相互关联的层面。虽然在灾害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早已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灾害链概念，关注到单一或多灾种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但仅限于灾害因子及自然环境变化的要素讨论，忽视了承灾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联系。笔者试图以环境史为研究视角，在较长历史时段中考察日本阪神大地震的记忆变迁过程，探析地震记忆是如何与自然的不确定性纠葛一处，并在“遗忘一记忆”的动态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连贯性”，从而推动日本灾害文化建构实现有效防灾；同时，地震的经验教训又是如何失效，导致“三一一”地震中发生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导致日本走入另一场灾难。探寻灾害历史的生态演化脉络，不仅有助于破除灾难循环带给人类的迷思，还可以为重塑人与自然之关系提供镜鉴。 　　一、遗忘与阪神大地震的发生 　　与记忆相对的是遗忘，它体现了记忆的不稳定性也让我们失去了从“过去”获得经验的可能。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寺田寅彦便写下了“天灾总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的名言，警示后人要保持防灾意识。短短70余年，阪神大地震便成为另一场震惊日本的“意外之灾”，它不但使地域社会遭受重创，甚至打破了日本战后50年创造的地震安全神话。 　　事实上，阪神大地震的严重灾情正是日本地震记忆危机的反映，而自然在人们记忆变化的曲线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战后的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未经历大灾，除1959年伊势湾台风中出现5000左右死难者外，日本几乎未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自然灾害事件。得益于自然的眷顾，日本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并迅速崛起，日本学者将此过程视为生存的“侥幸”。阪神大震前，这种幸运之感已四处弥漫，民间甚至广泛流传着“关西地区不会发生大地震”的传言。然而依据自然科学家藤田和夫的“六甲变动说”，六甲山造山运动出现的活断层是威胁阪神地域地震安全的最大隐患。但活断层运动是以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间尺度来计算的，因此对人们而言每次地震都像是一次突然到来的个别事件。历史地震资料显示，10-19世纪以来的千年时段中，阪神地区几乎没有大地震的活动记录。②众多地震亲历者也证实：“自己从未在阪神地区经历过小震，更未从老人那里听到任何有关地震经历的讲述。”地震的静稳让人的记忆产生了偏差。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以科技为媒介的人化环境发展，改变了日本的自然认知方式。相比了解自然，日本人更倾向于依赖建筑耐震性。但建筑耐震标准从技术提高到广泛应用，两者并不同步。1971年与1981年，日本曾两次修改耐震标准，连续提高了建筑防震等级。但新标准只适用于新建筑，大量旧有建筑依然存在隐患。不仅如此，日本以往的灾害记忆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社会整合，转化为连贯稳定的灾害观念意识。二战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防灾减灾以保证经济发展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