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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效率分析 　　摘要：高效率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进行调查，从资金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正规金融制度的效率偏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偏高；两种金融制度的效率有各自的空间，在规模和范围较小时，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更高，而超出一定的发展范围和规模，正规金融制度的优越性则进一步凸显。 　　关键词：金融效率；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1-0024-06 　　一、文献综述 　　“效率”一词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概念，在论述问题时被广泛应用。帕累托将其定义为“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的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更好，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称为“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更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不能使一部分人受益同时又没有其他人受损，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此时经济恰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市场供求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能够引导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使任何两种产品对于任何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任何两种生产要素对任何两种产品生产的技术替代率都相等，从而达到任何资源的再配置都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同时，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好。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谢作诗认为经济效率的标准含义是指资源配置实现了最大的价值，经济效率的标准含义和帕累托标准是等价的[2]。金融效率是衡量金融组织好坏的标准。在所有的经济体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或者东方，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关于中国的金融效率已有多人进行研究，但对金融效率没有一致的概念及统一的标准。王振山认为金融效率指的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也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的配置以实现最有效的利用[3]。郭新明认为金融效率指一个金融结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始金融交易活动，降低交易费用，激励金融参与者更加用心地工作，促使储蓄更有效率地转化为投资，效率指标是衡量金融制度是否健全的关键指标[4]。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都认为金融效率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配置效率、运行效率和适应性效率。2003年以来，国内有学者开始关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正规金融的配置效率较差，如刘民权等（2003）认为由于受信息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非正规金融的业务活动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其他人则对非正规金融制度的配置效率进行整体上的分析[5]。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崔慧霞（2005）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对于降低代理成本、减少内部人控制、减少道德风险、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有重要的作用[6]。周天芸（2004）认为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制度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高的配置效率[7]。卢峰、姚洋（2004）则证明了中国非正规金融中商业信用配置资源的相对效率比一般的是要高一些[8]。但这些看法缺乏具体的数据支持，对于运行效率和适应性效率的关注相对较少。 　　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给予经济发展大量的支持与帮助，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城市到处可见，服务品种遍及存款、贷款、理财、信用卡等多方面，而且服务态度良好，与之相对应的农村情形却大不相同，在西部偏远农村，村民要翻过几座大山才可以见到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本文从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配置效率 　　对配置效率的衡量更根本的是在产出方面，即在当前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资金是否被运用到产出最高的领域。这可从单位贷款所支持的经济增长量（GDP增量）加以考察。通过表1看出，农业GDP/农业贷款、乡镇企业增加值/乡镇企业贷款和全国GDP/全国贷款相比较均有较大差距，这恰恰说明农村剩余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这种制度安排没有在资源配置上起到应起的作用，如果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三农”，则资源配置状况将会更加优化[9]。 　　相比较而言，当前增加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放量引致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更加明显。从配置效率的角度衡量，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是缺乏效率的。当然，这种低效的资金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