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科举文献整理和研究丛刊总序.docVIP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和研究丛刊总序 　　(一)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工9世纪的西方文宫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拨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宫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性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质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