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参和政策制定问题研究概述.docVIP

我国公民参和政策制定问题研究概述 　　[摘　要]对于公民参与的研究既有政治学的视角，也有行政学的视角，同时还有公共政策学的视角。由于公共政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在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事情。目前，国内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中，主要探讨了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的基础、参与的价值、参与的途径、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其完善对策。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公民参与；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08)02-0105-03 　　 　　公民参与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实现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举措。对于公民参与的研究最初是从政治学的视野进行的，在政治行政二分法遭到批判后，学者们转而从行政学的角度来探讨公民参与。伴随着公共政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逐步发展，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角度来探讨公民参与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极具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国内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研究公民参与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有关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中。概括起来。这些论文主要探讨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主体 　　 　　关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到底是谁，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主体包括所有公民。这是池松军在“社会转型与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宏观分析”一文中提出的。他将公民政策参与界定为“公民以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主体仅指不担任国家公职的普通公民。这为多数研究公民参与问题的人士所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主体是既包括不担任公职的普通公民，也包括以非职务身份实施参与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刘勇智和王建军均持此观点。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础 　　 　　公民参与的发展依赖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多，整个国民的文化和科学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具备了参与政策的能力；政治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民主意识的成熟，为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条件；经济市场化促进了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为推动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条件；社会法治化促进了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为公民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为公民参与开辟了更加广阔空间。因为，网络使人们可以摆脱地域疆界的限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要求；网络的开放性使得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成为可能；公众通过网络，可以掌握政府各方面的信息，参与政策的制定。 　　 　　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 　　 　　学者们从多方位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或价值进行了阐述。从本质上讲，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上各种利益请诉求输入决策系统之中并转化为政策输出。然而，社会的各种利益要求形形色色，决策中枢面临的问题纷纭复杂。决策者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发现和确认政策问题实非易事，通过公民参与可以将进入公众议程的社会问题尽快提交政府并使之成为正式议程，从而促进政策问题的发现和确认；公民参与有助于公民将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要求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政策问题，强化政策系统对民意的代表性和回应性，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还能打破政府内部政策制定人员对政策制定权的垄断，从而使政策制定过程透明化，防止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垄断和腐败。公民普遍参与政策制定，还有利于形成各种利益力量和利益集团之问的博弈制衡局面，促使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多方面的利益因素，形成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李学余认为，公众参与还是治道变革――政府治理工具选择转变的需要，随着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公共部门所面对的组织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且动荡不安。像环境问题、毒品问题以及种类繁多的公共治理问题，公共部门凭借自身的资源已经无法有效地进行控制和解决。公民参与有利于扩大决策资源的提取范围，并为公共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从而降低因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而引发的政策失败的概率、提高政府决策的理性化程度，从而为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保障，并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另外，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也是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进行了分类。朱德米指出，从中国目前的实践来看，参与的主要形式可以概括为三种方式：告知、咨询和积极参与。告知即政府发布信息给公民，政府与公民之间是单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