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总税率比较和启示.docVIP

我国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总税率比较和启示 　　摘 要：作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的中高收入国家，我国的企业“总税率”高于以间接税为主和以直接税为主的OECD国家，且不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企业“总税率”偏高，原因在于“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较高。我国税制结构由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转变，但不应通过增加企业的直接税来实现；要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总税率”，必须切实降低企业的“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 　　关键词：平均有效税率；总税率；企业税费负担；间接税；直接税；主体税；可转嫁税负 　　中图分类号：F81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2-0035-07 　　一、引言 　　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关企业税负过重的话题不绝于耳。200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把我国的税收痛苦指数列为5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位，2004―2005年分别为第四、第二位，2006―2007年为第三位，2008―2009年为第二位 [1]。2010年，《福布斯》停止了税收痛苦指数的评价，有关我国税负过重的争议暂时平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关我国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社会各界要求为企业减税的呼声不断。从曹德旺的“中国企业税费过重”论及其到美国建厂，到2016年11月李炜光提出的中国企业面临“死亡税率”之说，到2016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的中国总税率高达68%（位居世界第12位），再到所谓“高税收逼走希捷集团”……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实行减税政策，为什么企业的“税痛”还是那么重？中国企业到底应承担多少税负？如何科学评价企业的税负？如何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税负？对此，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圆满的回答。 　　西方关于企业微观税负的研究起步较早，评价企业税负公平性的主流指标是“平均有效税率”，平均有效税率描述了一个企业相对于其税基实际缴纳的税款。由于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因而，平均有效税率就转化为所得税税率，被定义为所得税费与企业所得之比。不过，由于用于计算平均有效税率的分子和分母的口径不同，具体的平均有效税率又有多种版本。例如，Gupta和Newberry（1997）把有效平均?率定义为“当前所得税费用/息税前账面收益”，这与平均实际税率的计算方法相近[2]；Zimmerman（1983）把平均有效税率界定为“（全部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负债-投资税收抵免的变化）/经营现金流量”[3]。2006年，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召开的有效公司税收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肯定了平均有效税率对测衡量企业税费水平的作用[4]。但平均有效税率只适用于对以所得税为主国家的企业税负进行测度及比较，由于各国之间主体税种的差异，若用此指标来测度以间接税为主国家的企业税负就不适用了，更不能以此指标来比较不同主体税种的国家之间企业税负的高低。 　　我国有关研究对企业税费负担的测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一是由于我国的税制以间接税为主，税负转嫁具有不确定性。二是由于研究者在选取测度企业税费负担的税基时采用了企业可支配收入、利润、销售收入等多种形式。三是研究者选取的企业类型多种多样、范围大小不一，如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和上市企业等。四是研究者对我国企业税费范围的界定不同，如所有税种、部分税种和全部税费。因而，研究者对我国企业税费负担的轻重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一些学者研究了我国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但对企业范围的界定不同。段炳德（2016）测度了我国所有企业的总税负和三次产业的分税负：2015年，我国企业销售收入税负率平均为4.7%，工业为6.2%（其中制造业为5.9%），第三产业中的仓储、交通运输和邮政企业为3%，农业企业为1.9%[5]。吕冰洋等（2009）依据“边际税收楔子”理论测算了我国除金融企业以外的企业的边际税收负担：我国企业的边际税负1992―2004年呈下降趋势，2005―2007年呈上升趋势；2007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企业的边际税负基本未变 [6]。张伦俊等（2012）采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主营业务收入”指标，比较了我国不同行业工业企业的税负，结果表明烟草、煤炭、石油、交通设备等行业的税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 　　一些学者研究了我国企业的个别税种的税负，但研究目的不同。潘文轩（2013）使用“税负率变化值”评估了营改增试点对我国咨询业等企业税负增加的影响，其“税负率变化值”被界定为“企业原来上缴的营业税和营改增后上缴的增值税之差与营业收入之比”[8]。张敏等（2015）采用“实际税率”验证了我国财政分权与企业税负的正相关性，其“实际税率”为“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9]。罗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