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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词典和众源编纂模式评介 　　摘 要 秦晓惠的《〈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编纂模式》一书，在词典编纂、语料库的建立和翻译等方面都有一定启发意义，该书主要以《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历史进程为主线，注重考究“众源方式”的源流，采用叙述评论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比较的方法，兼顾国内外研究，详细描述了“众源方式”的发展史。该书是探讨词典编纂技术革新方式的一部较全面、深入的著作，为推动国内词典编纂方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平台，也填补了国内基于“众源方式”的词典编纂发展中的空白。 　　关键词 《〈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编纂模式》 众源方式 词典编纂 　　秦晓惠《〈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编纂模式》一书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6月出版。该书共分为八章，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4章）以《牛津英语词典》跌宕起伏的编纂历史为依据，该部分包括绪论、前默里时代、默里时代、后默里时代，主要介绍了前默里时代、默里时代及后默里时代“众源方式”在《牛津英语词典》编纂中的体现和应用。第二部分（第5―7章）以“众源方式”从古至今的变化为主线，介绍了包括“众源方式”的体现与评估、其在《在线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应用、其在当代词典学和语言学中的应用与前景，以及信息化时代“众源方式”的传承与创新。第三部分（第8章）余论，主要总结了“众源方式”的核心特征及作者研究《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缘由。 　　该书是秦晓惠在词典编纂方法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作为一部翔实可信的断代史，但凡涉及《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历史的著作，均可将该书作为重要史料来源。笔者有幸拜读《〈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编纂模式》，深感词典编纂的繁杂和工程浩大，但如何在词典中包罗万物？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词典经久不衰？这都是词典编纂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该书则很好地诠释了这些问题，通读全书之后，笔者认为该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考究源流，全方位梳理“众源方式”的发展变迁历史 　　全书共分八章，分别介绍了“众源方式”在《牛津英语词典》编纂中的体现和应用的演变史，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对“众源方式”的前景进行了阐述。 　　第一部分（第1―4章）： 第1章绪论。作者指出关于《牛津英语词典》近三十多年的编纂研究，国内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与国外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差距，且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众源方式”这个概念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却是当前词典学界的一股新鲜血液，如若追根溯源，“众源方式”（Crowdsourcing）起源于西方，是由“crowd”和“outsourcing”组成的合成词。这个名称是由Jeff Howe于2006年首次提出的，是指企业或组织（The Crowdsourcer）通过公开呼吁，调动并利用大众（The Crowd）的创意和能力。而“众源方式”的核心理念在词典学上的运用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38年由格林兄弟（Jacob Grimm Wihelm Grimm）着手编纂的《德语词典》可以看作是“众源方式”在词典编纂中最早的应用。而西方语言学及英语词典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牛津英语词典》就缘起于《德语词典》，这部鸿篇巨制是无数默默无闻的志愿者出于对英语的热爱，贡献了数百万词条信息，成为《牛津英语词典》最坚固的基石。（秦晓惠2013） 　　第2章前默里时代。作者总结了比较文学兴起、发展的过程，认为在前默里时代英语词典编纂的主要理论基石是比较文学，详细介绍了“众源方式”的发起人查理?特伦奇（Richard Trench）、《牛津英语词典》的首任主编科勒律治（Herbert Coleridge）、次任主编弗雷德里克?弗尼瓦尔（Frederick Furnivall）这三任领导的三个编纂时期的实践、成就、问题及意义。重点介绍了《牛津英语词典》的灵魂人物――第三任主编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原则和依据的阐释。默里认为词典应载录每一个词的传记，用严格的历史主义方法求得与它的出生、生平及用法相关的事实，而具体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包括： 原创的调查、耐心的事实推演以及详细的数据验证。（秦晓惠2013）此章进一步论述了“众源方式”在前默里时代的体现和应用，揭示了“众源方式”运用的内因和外缘。 　　第3章默里时代。作者指出“众源方式”不如前默里时代那样繁荣，资料四散、保存状况不堪、引例格式不合规范、语料择录遗漏等都是当时词典编纂的主要问题。作者认为《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1） 1857―1879年，发起筹备期；（2） 1879―1882年，承前启后期；（3） 1882―1896年，水深火热期；（4） 1896―1928年，稳步前进期。而在默里的指导下，《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走上了复兴之路，在志愿大军的聘用、角色义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