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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民族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传统跨界民族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逐渐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领域与分析框架，但是缺少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采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将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动力机制综合到物质、观念与制度的分析框架中，并将问题产生机制纳入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国家与国际体系层次中，丰富跨界民族研究内容，并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跨界民族问题的分析框架与问题领域。 　　关键词：跨界民族;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60-03 　　学界关于跨界民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同问题，即跨国民族的认同与其认同带来的国内政治挑战与国际政治问题，诸如主权和归属;二是讨论地缘政治影响，认为跨界民族治理关系国家安全特别是边疆治理的有效性;三是针对移民问题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移民身份以及在融入主流社会中带来的经济困难等因素带来了社会治理的复杂和有效程度。笔者认为，以上对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且只坚持了国内政治层面的考量，所关注的问题领域大多集中在国内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层次，没有将其纳入国际体系层面。而且在研究方法中，大多单向度的考察政治或者文化观念因素，没有运用综合的角度和理论分析跨界民族问题产生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诸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只是从国家―国际体系角度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将国家视为主要的和单一、稳定的行为体，无法将跨界民族纳入其分析框架和问题领域。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树立跨界民族的知识谱系，应该把跨界民族纳入一种历史的结构中，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立跨界民族的分析框架中，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一种历史和辩证地分析框架。因此，笔者采用国际关系理论中考克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图用批判视角分析跨界民族问题。 　　考克斯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也被称为批判理论，他认为西方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建立的理论框架只是为了维护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并赋予其合法性，从而只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solving-problem theory）。而如果要解释世界秩序和体系的变化，则需要用批判的理论（critical theory）去建立一种历史的结构与框架。考克斯认为历史的结构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国家、阶级和宗教甚至民族都不是真正的实体，但是它们反映了人的状况。它们是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于无数个人所共有的主观思想中，并构成了人的社会世界，它们的客观表现就是规范着人的行动和结构。跨界民族首先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不论是国际关系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也只能在社会问题中进行综合考量。不同的社会力量会影响国家结构甚至是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作为社会力量的跨界民族与国家、国际体系的互动才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笔者根据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制度权力分析模型与社会、国家、国际体系分析跨界民族产生的问题，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框架之内。 　　一、跨界民族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跨国性生产的影响，按照国家阶级结构之外或之上存在着一个全球阶级结构的说法来进行思考，越来越切合时宜。市民阶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切割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使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当社会力量与历史集团超越边界试图突破原有制度框架时，也会动员使用权力和寻找来源于历史的合法性。笔者用考克斯建立的物质、观念与制度分析框架来探讨跨界民族的问题产生机制与因素互动。考克斯批判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政治复合体，而不是将其分裂，并且要关注历史变迁的持续进程。 　　（一）物质与生产因素分析 　　考克斯认为物质能力是生产性和摧毁性的潜能。正如依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和边缘地带。中心国依靠技术壁垒和资本使其在全球经济和生产中始终处于“剥削者”地位，而边缘地带由于发展的阶段性暂时无法突破生产上的鸿沟。一般学者经常用经济民族主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潜在地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混淆，从而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对跨界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经济全球化将所有地区和民族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并且要求劳动力的同质化。跨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劳动分工甚至是一国生产体系内的分工中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全球化则会加深经济的不平等性从而造成贫困的再生产。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的少数群体可以根据国家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