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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和评价研究 　　摘要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①2010年0.643 0，②2009年0.220 1，③2008年0.136 9； 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生态保护；畜牧业；政策评价；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2.2；F3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6-0174-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6.024 　　我国西部牧区畜牧业具有多重功能：一是经济功能，畜产品生产是畜牧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是社会功能，西部牧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畜牧业是牧民增收主渠道，其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三是生态功能，畜牧业发展通过影响牧区生态涵养进而影响到国家生态安全。在实际功能发挥中，这三种功能具有以下关系：首先，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是在经济功能发挥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其次在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可以直接通过牛、羊肉等产品价格体现出来，但社会和生态功能并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体系；再次，过度强调经济功能，将导致生态功能的弱化。由此引出重要的研究课题：怎样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实现西部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生效，如何更合理评价这一制度安排的效应？ 　　1文献综述 　　理论界关于外部性内部化的政府干预已形成共识，诺斯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1]。 　　当前，国内学者分别从制度安排、路径选择、效益评价等多个角度就外部性内部化的具体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领域展开了大量研究。如关于环境管理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宋国君等人认为，外部性既然存在于市场之外，其内部化必然需要政府的恰当干预[2]；关于畜牧业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李双元等认为，“生态畜牧业建设是青海高原地区解决‘三牧’问题，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有效途径，对青海乃至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6]；关于畜牧业发展政策评价的问题，张智贝等用因子分析模型对青海藏区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开展了绩效评价[7-8]，陈海燕用OECD的方法测算了中国畜牧业的生产者支持水平并对政策的结构进行了分析[9]，李双元用案例分析法以梅陇个案为例，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10]。本研究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构建AHP评价模型，并对生态畜牧业政策实施前后的效应进行评估和对比分析。 　　2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内涵和效应 　　2.1政策内涵 　　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位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 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11]。 　　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更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