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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和深化我国村镇银行建设研究 　　摘要：农村金融改革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多样化多层次的制度供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村镇银行应运而生，但由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的、压制非正规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忽视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致使目前我国的村镇银行发展也面临各种约束。我国需要结合农村金融的现状，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村镇银行支农的效应，创造性地展开业务经营。 　　关键词：农村金融；村镇银行；制度变迁；市场竞争 　　中图分类号：F810.4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3―0047―04 　　 　　2006年12月22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机构种类、资本限制等方面，大幅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这无疑是对建国以来严格的农村金融管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村镇银行、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以及专营贷款业务的子公司在四川、吉林、青海、湖北等地相继成立试点。不过，村镇银行是否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有效缓解当前农村金融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尴尬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从实际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在农村金融制度约束的大环境下，村镇银行的发展面临诸多内外约束条件，严重制约了村镇银行有效性的发挥，必须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的改革，彰显村镇银行的“支农”功效。 　　 　　一、村镇银行外部约束――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改革以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政府的主导下，沿着发展机构的路径，从正规金融机构入手，力图在农村形成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分工，形成以合作制金融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色彩，正因如此，非正规金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金融的功能受到抑制或忽视。具体说，金融体制演变的路径具有下列特点： 　　1．沿袭体制内正规金融体系，压制体制外非正规金融。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从最初的农村信用社纳入农业银行开始，到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脱钩，此后，是以农村信用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所有这些，都是沿着体制内的正规金融体系和机构进行改革，其重要目标之一是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社区性金融组织，对农村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采取打压的政策。这种改革路径与整个中国经济采取的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战略是不同的，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更加明显，由于体制内正规金融体系改革目标是多元的，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商业化，另一方面要承担政策性的支农任务(前面的农业银行和后来的农村信用社都是这样)，同时还要维持农村的金融稳定，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这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存在着明显的逆向选择和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经营成本高，呆坏账居高不下，机制转换步履维艰，最终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局。因此，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现实情况是体制内正规金融体系处于合法的供给的垄断地位，民间社区性的金融受到压制，非正规的合法的金融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2．注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机构演进的路径，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新路径被严重堵塞。其实，在农村融资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非正规的融资形式和制度，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演进和变迁。各种各样的农村调查资料说明，非正规融资占了我国农村融资绝大比重，有效地缓解着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饥渴，很大程度上担当起农村资源配置的功能。人们对于非正规金融的高利贷多有诟病，在正规融资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高利贷其实是市场对农村融资供求状况的某种真实反映，由于金融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政府为维持对它的控制，即便对正规金融体系，也存在过度干预的企图。一方面，由于囿于意识形态，国家对正规金融存在“父爱”和过度偏好，在保持对其控制的同时，维持正规金融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另一方面防止非正规金融的竞争，对其存在和发展设置很高的交易成本和进入壁垒，最后将其置于非法的地位，解除自己对防范非正规金融风险的责任(但地下金融的融资风险仍在)。政府的金融压制政策，使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色彩尤其浓厚，也可以说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排斥压制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且，这种路径的依赖和演进，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背道而驰，政府成为农村金融体制唯一合法的供给主体，导致内生于广大农村融资中的非正规组织和制度的变迁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高昂，不能得到合理的演进和正常的发展，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中自下而上的变迁路径被堵塞了，而内生于农村金融中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正是农村社区互助合作金融组织诞生壮大的重要制度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