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想和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策略研究.docVIP

经世致用思想和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摘要：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虽然历经“入世”与“出世”的反复，但其影响力却长盛不衰。本文在分析梳理经世致用思想基本含义与演变过程基础上，阐释了其在当代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现实意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经世致用；应用型；培养策略 　　一 　　“经” 是指由封建朝廷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精要的总称，在历史上有《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之说。春秋末年儒家创始人孔子奔走于诸侯之间，极力游说他们实行自己的治国理念以拯救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在政治活动失败后孔子返回故乡鲁国，开始编撰传统文献，成为经书的源头。儒家经典不像玄学、宗教以及其他哲学思想那样讲求用思辨性去探究世界的本原、今生与来世、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要求世人关心时政与国事、具有救国扶民于危难、实现天下大同的使命感与思想境界。从儒家“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而言，显然“经”的本质是“入世”的。 　　汉武帝为维护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接受《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大一统”的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从此《诗》《书》等五经开始成为政府法定的经典。汉代儒生自此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经学由此正式诞生。 　　至宋明一代，面对禅佛泛滥的挑战，程颐兄弟、朱熹等理学家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祭起儒学神圣的大旗，将儒家学说神圣化、本体化， 强调儒学“三纲五常”的“天理”地位，构建了以“天理”为基本概念、讲求思辨的理学体系。理学代表人物之一张载宣称儒家学者的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朱理学注重构建庞大完备的理学体系，讲求逻辑结构的严谨、“格致”的路数与表面形式的完整统一，在词义的阐释与经典章句的诊释方面也颇为用功。因而理学家们逐渐忘却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思想与责任，醉心于理学体系的建立，从而成为与社会现实疏离的群体。而当理学蜕变为心学之后，儒家经典中原有的入世实用之学更是荡然无存。至此，儒学被禅佛化，流于空谈，经学也就从原初的“入世”之学变成了“出世”之学，脱离了现实，也脱离了儒家思想的本义。 　　二 　　在社会稳定、国家强盛繁荣的时代，儒学家们完全可以醉心于对经学的考证与推演，醉心于自己有一天能够通过经学研究与自省、通过立德、立言成为后世敬仰的圣贤。然而在民不聊生、国事日艰的多事之秋，如果儒学家们还醉心于在私宅之中钻研学问，不但将受到良心道德的谴责，而且有违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明朝自嘉靖、万历以后， 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科举考试失意的文人开始关注经济与民生，学以致用的思想开始萌芽。 　　当腐败的明王朝寿终正寝后，明末清初的学人开始深刻地反思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醉心经学现象。有人曾经痛心地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国家被其祸。鉴于明人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学风与国破家亡的沉痛教训，工商业发达、受封建思想禁锢较弱的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决心放弃“空疏之习，无当实用”的死板经学而注重“通经致用”的思想家与学人。 　　顾炎武认为治学的目的不是像宋、明理学家们那样专注于著述与冥思，而应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只有矫正虚骄不实的宋明理学，恢复先秦儒学朴实致用的真谛，才能革除文人们奢谈心性的流风恶习，成为一位对社会与民众真正有用的读书人。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只不过是一种“禅学”，其发展背离了先秦儒家思想，因此应当正本清源：“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先秦儒学经典都是关乎人伦日用的经世之学，只有做到真正的“通经”，才能够实现学以“致用”的目标。 　　当清兵攻陷江南之时， 黄宗羲曾经毁家纤难，积极抗清，然而独木难支，，社会现实最终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社会现实，也使他的治学思想发生转变。他曾感慨道：“天移地转，殖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囊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明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假借“代圣人立言”不切实际地空谈典籍，而行死记硬背古人陈腐之言之实。黄宗羲认为 “科举之学，限以一先生之言” ，“穿穴经传，形灰心死，至于老尽者” ，而一旦科举及第“便意满志得，以为读书之事毕矣”。学子们虽然苦读寒窗、皓首穷经，却没有学到真正实用的知识，而成为思想空泛，头脑禁锢的无用之辈。黄氏对此痛心疾首：“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对此黄宗羲指出了实用的为学之道：“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