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研究应当注重共时性和共谋性.docVIP

经济法研究应当注重共时性和共谋性 　　伴随着改革开放及其法制建设的发展，经济法作为现代新型法律制度，尽管其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但目前仍处于自我巩固、自我完善的时期。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与现象的发生具有“共时性”，这是中国经济法产生的现实性基础。经济法研究在关注“共时性”的同时，应当注重“共谋性”，倡导部门法之间的功能组合研究。唯有如此，经济法研究才能实现有效的发展。 　　 　　一、经济法研究的共时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用近30年时间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这种跳跃式的速成发展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由于缺乏发育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设置，同时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速度而忽视质量，也遗留了无数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往往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全面喷发出现，使得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现象。这一“共时性”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经济发展引发贫富悬殊，从而造成社会不公的心理日益普遍；经济发展引发环境污染，从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困难；经济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但是缺乏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宣泄等。这些“共时性”现象的产生既非一朝一夕，亦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需要特定的条件，这些条件至少包括自由竞争、有限调控、社会稳定、人权保障等。然而经济发展本身却有可能对这些条件的产生发生阻碍作用，甚或直接造成限制竞争、环境污染等情况。 　　因此，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共时性”现象，需要重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和协调的新机制。并且，解决“共时性”问题的方法也必然需要一种全面系统、综合渐进的思路。法律不过是经济关系的表述与记载而已，法律制度具有的功能是协调社会利益冲突与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面对经济转轨时期所发生的发展与安全、公平与效率，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快速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面对着张扬权利、发展私法和维护人权、追求社会本位的法治背景，面对着维权与限权、追求民主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背景，这些“共时性”的背景，是中国法制建设的语境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催生各类部门法理论与制度的直接动力，也是经济法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因素。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同步出现，经济法研究应当把握“共时性”，正视经济法自身功能在应对并解决这种“共时性”问题时的范围与边界。同时，不能囿于部门法的局限性，不能排斥或歧视其他部门法(反之亦然)，而应与其他部门法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而不是“封疆夺域”的地位之争)的同时，重视自身理论的发展并与其他法律部门“和谐共处”。在这一点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与民法的地位之争，其所获学术研究价值甚微的教训仍值得警醒。 　　不可否认，在解决“共时性”的中国当下问题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崇权利至上及相关立法的制度设计，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权利本位思潮的倚重以及对相应制度神话的崇拜，在潜意识里抵制或漠视其他法学思想的渗入，极易导致对相关经济立法与执法的漠视，致使法学界普遍对经济法的产生、功能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研究抱以轻视的态度。例如，经济法的实质性特征与传统法治的形式化要求之间的冲突，就集中反映了现代法治的困境。法律正义的核心问题是法的实质正义。任何一个法律系统，只有当它蕴含、承载与实现实质正义的价值时，它才能最终被称为正义。以经济法为代表的实质法治既标榜法治的形式正义，又追求法治的实质正义。这种实质法治“试图通过对绝对财产权的限制和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照，抑制功利主义效率所导致的实际不公平后果；通过对绝对契约自由原则加以限制和干预，防止强者利用形式自由的契约压迫甚至变相奴役弱者；通过对特殊情况给予特殊关照，避免适用普遍、一般规则可能造成的具体不公正结果；通过对市场以及市民社会的私域进行适度干预，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和遏止消极自由所产生的种种弊端”[1]。很显然，基于“共时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对实质正义的关注无疑是经济法研究的重要视域。 　　 　　二、经济法研究的共谋性问题 　　 　　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功能的实现。秉承大陆法传统，部门法的出现是根据各个部门法解决不同类型经济关系问题而形成的学理上的划分，但社会问题总是千变万化，初始的分类是为了实现分工，但分工形成之后却不断走向封闭，导致部门法的分类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尽管法律可以通过技术和程序实现分类，而具体的社会事实却只能由规律和现实决定，很难保证二者的整齐划分和严格对应。因此，现实的方法就是寻求法律功能的组合，即根据具体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寻找不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