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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规避度工作激励和税收征管双方共赢机理分析 　　摘要：税收征管实践中，因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利益诉求不一致，税收执法人员往往违背税务机关意愿，衍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通过构建一个税务机关与执法人员之间委托代理博弈的模型指出，引入有效的奖惩制度以调整税收执法人员的风险规避度，进而提高其工作努力程度，可规避这一问题。特别是，它能促进理性的税收执法人意识到，符合税务机关意愿的行为才是个人私利最大化行为，唯有实现公共利益才能实现私人利益。 　　关键词：税收执法人员；税务机关；委托代理；博弈；奖惩机制；风险规避度；经济人；官僚阶层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4-0051-05 　　在税收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代表国家组织征税，以完成税收任务、筹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的财政资金为根本目标。而税务执法人员则有个人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如有的追求权力，有的追求经济利益，还有的追求工作成就感等，正是这种自私自利，使得执法人员与税务机关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一致，两者的工作目标存在明显的冲突。另外，由于一些基层税务机关奖惩不明且晋升名额有限，对大部分基层税务执法人员来说，在公务员晋升的“金字塔”格局中，能在仕途上有好的发展的毕竟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更会依仗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①，与税务机关进行利益博弈，通过谋私利而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此看来，税收征管领域，税务机关和执法人员利益诉求不一致的逻辑，以及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使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还较为普遍地存在。如何规范税务执法人员的执法，治理普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促进税收征管乃至税务工作科学化发展。 　　一、文献回顾 　　正如引言所述，税务执法人员的自私自利造成其与税务机关利益不一致，在双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利益博弈中，衍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对此，一些专家学者主张用严厉的制度监管约束税务执法人员②，不过，税务执法人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其征税执法行为在诸多情境下难以完全摆脱官僚制的影响。因而，要有效规避克服上述负效应，只有承认执法人员受私利驱动而追逐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天性，以及现实的征税管理双方之间委托代理关系和官僚制背景，并依此思路设计约束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执法人员违背税务机关工作目标的现状。就此而言，下面的文献回顾，围绕经济人、官僚制、征纳博弈等核心概念而展开。 　　（一）经济人假设与官僚制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理论最基本的逻辑起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推导和政策选择的基础。作为税收征管领域的具体执行人员，税收执法人员可归属为某种意义上的官僚阶层。官僚首先是自然人，有人的自然属性，然而又有他的社会职务，不可避免的有社会性，且社会属性不可能完全取代自然属性。所以，分析税收执法人员的官僚行为，离不开经济人的天然假设。因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很多情境当中还是相当适用的。然而，管理学的挑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又是富有情感的人，他的很多行为都不是我们现有的经济人理论所能够解释的。他既为利益而战，也为荣誉而竞争，甚至为爱情而牺牲③。显然，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经济私利不是人类的唯一属性，人类在情境切换时常有可能转换他的道德和心理齿轮，其还有集体决策和寻求公共利益的理性和可能，而这正是公共政策的理性基础。④而公共政策本身的博弈点在于调节社会矛盾、管理国家；达到既保障自由、又保障政治经济的有序发展；既鼓励个人寻求效用最大化，又不削弱公共利益⑤。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官僚是经济人还是“天使”，只要他能真正地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就具备了公共政策的理性基础；与此同时，即使他是理性经济人，也可以通过设计一种制度，引导其私利，使其私利符合公共利益。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将执法人员视为寻求私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仍成为本文命题解读的基本假设。 　　（二）其他研究 　　以理性经济人做假设的博弈理论，特别是委托代理博弈理论研究，较多地被应用到税收征管领域。Reinganum⑥（1991）首次将委托代理理论用于研究征纳博弈，分析纳税人、专业机构和税务机关的行为，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激励税务人员完成税收收入；然而，Dilulio⑦（1994）认为，以私利最大化假设为基础的委托―代理模型适宜解释官僚的偷懒、渎职或以权谋私诸如此类的行为，但难于解释勤奋工作、默默奉献、甘于自我牺牲的“有原则的代理人”的存在。Dilulio在批判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凡是理性行为唯私利驱动的假设”的同时，没有充分阐述代理人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才成为“有原则的代理人”。当然，代理人无论是选择自私自利的行为，还是选择利他的行为，都受行为动机驱动，目的是为了实现私利。在这里，利己可以是私利，利他也可以是私利，利他行为在很多时候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