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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方言学研究和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摘要]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关键词]藏语；方言学；康巴地区；地理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7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01-13 　　基金项目：本文获2015年度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外专重点引智项目“纳西族东巴文献中的藏语借词研究”、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言”（项目编号、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别研究员奖励费、以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B）“通过语言多样性的描写来看中国云南藏语之方言形成研究”（项目编号资助。 　　作者简介：铃木博之，日本人，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藏语方言研究。 　　一、方言学的基本思路和问题的提出 　　（一）方言学研究是否需要语言地图 　　藏语方言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如金鹏[1]、瞿霭堂[2]、江荻[3]、张济川[4]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多数方言土话，因此，似乎已搭建好藏语方言研究的基本讨论方法。但是，方言研究和方言学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管是什么语言，一般“方言学”会意味着与地理有关的方言研究，不过上面所提到的以往研究，几乎不考虑地理环境。以往藏语方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是描写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离开各个方言土话的地理关系也没问题，但所谓方言学则离不开地理概念。与地理直接有关的方言研究是地理语言学，按地理来了解方言土话的发展就是地理语言学的任务。格桑居冕、格桑央京[5]（P.1-2）也指出方言学的任务可分三种：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方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就是本文所说的地理语言学，早已表明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了解方言学的基本思路，还需从绘制地图入手。 　　如果要绘制藏语语言地图，可以以往研究中所描写的资料（语音、词汇）一起放在地图上。为了提高地理语言学的讨论质量，所记录的地点应当越多越好。若以范围较小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话，调查地点的数量就会更直接地关系到讨论的质量。下面将在东部藏区（甘肃甘南、四川藏区、云南藏区，大致与康区和安多的东部；即本文讨论的地理范围）的普查地点[6]和笔者的调查点分别绘制如图1和图2，并作比较。 　　由此可见，笔者收集的资料已超过在中国1950年代实行的普查地点。虽然这些地点的密度仍然未达到一般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标准，但与普查资料相比，肯定会得到更好的讨论结果。绘制地图另有一个意义，是不知道地名和其位置，看地图可以了解到地图表示的语言现象。以往研究仅提供地点的名称，图1是根据以下地点的经纬度而绘制：夏河拉卜楞、夏河博拉、夏河美吾、夏河阿木去乎、夏河左盖、碌曲西仓、碌曲双岔、玛曲左日盖尼玛、卓尼、迭部、迭部色绕龙哇、舟曲、若尔盖、若尔盖巴西、松潘、松潘热务沟、红原、阿坝、壤塘、炉霍、道孚、乾宁所拉、德格、甘孜、康定木雅、雅江、巴塘、木里、乡城、得荣、德钦升平、德钦奔子栏、中甸、中甸东旺、维西拉普、维西大坡岗[6]。仅有地名，一般不会知道每个地方位于何处。虽然方言学研究要求一定程度的地理知识，但不可能先记好地名作为方言学研究的前提。 　　除了地点数的多少之外，贺登崧[7]、Moulton[8]等以往研究都主张需要提高语音描写的正确性以利于更详细的讨论。加之，铃木博之[9]强调每个资料上的语音分析尽量利用一个语音描写的框架，不得随便将基于不同的音系学理论的描写方式放在一起讨论。就此，本文的东部藏区地理语言学研究是对各地点做详细的语音描写，并以基于同一个语音描写框架等作为前提条件，以保证基础材料的客观性。 　　（二）“康方言”有什么问题 　　由于在中国藏语言研究中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的差异分不清的原因，看起来有些方言学讨论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探讨结果也不理想。传统的观点和通过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两者之间会有差异，有些结论互相完全冲突。但实际上如果方言学研究的成果会对整个藏语语言学产生影响的话，就需要明确指出问题的所在。如在下文中将提到，传统的藏语方言研究中的“三大方言”的分类标准流传甚广，却不是很准确，因为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