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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视域下民族直过区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和对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民族“直过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直接过渡”政策顺应了民族“直过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符合“直过区”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民族“直过区”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从原始社会一次性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并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民族“直过区”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但由于在贯彻落实“直过”政策中，没有处理好“一步走”与“千百步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也没有对“直过区”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面的跟踪总结，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新时期的发展要求的对策和措施，致使“直过区”缺乏特殊有力的帮助，不断拉大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逐渐凸现出来。重新审视“直过区”的特殊性，恢复和制定行之有效的“直过”政策，加快“直过区”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现实发展的需求。本文从科学发展观视域，着重对民族“直过区”社会事业实现科学发展问题作些探讨。 　　 　　一、 民族“直过区”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民族“直接过渡区”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伴随着云南边疆开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过程而诞生的一个新名词，简称“直过区”。1950年，云南全境解放，在如何开展新民主主义改革的问题上，处于云南边疆原始社会末期的景颇、德昂、傈僳及部分阿昌、傣、汉族地区面临着非常特殊的情况：社会生产力极度落后，历史遗留民族矛盾尖锐、境外敌对势力威胁……1953年，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下派工作组到“直过区”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向省委提出了在这类地区不进行专门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团结、生产、进步”为长期的工作方针，开展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建议由中共省委向中央指示获批准后，“直过”政策正式实施。具体政策内容有：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和示范吸引的方法，逐步建立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资助贫苦农民、互助组和合作社解决农具、籽种、耕牛和口粮困难，鼓励兴修小型水利、开发水田，改变落后的耕作方式，开办不同层次的学校、医院和卫生所，发展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修建公路，改善交通；建立发展商业网点，开展民族贸易；实行民主建政，建立乡（即今村民委员会）政权和相当于区一级（即今乡级）的生产文化站等。之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下派了大批的民族工作队员深入“直过区”开展民族工作，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支持“直过区”的发展。民族工作队员进村入社，手把手地帮助“直过区”民族发展生产、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传授，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帮助他们防病治病，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经过长期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淘汰了阻碍生产发展的原始部落残余，改变了“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使“直过区”民族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直过区”的生产生活面貌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人民群众第一次实现了粮食够吃，很多景颇、德昂族群众第一次穿上了鞋袜，家里点上了煤油灯，盖上棉被；“直过区”的“工读学校”培养出了各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民族干部；原来一切以“原始共有”为基本观念的民族群众开始逐渐树立起生产、积累、合理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观念；求神打卦被吃药打针所代替，贫困落后的“直过区”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这一良性的发展进程被随之而来的“文革”打断了，首先是政策上否定了“直过区”的特殊性，实行山坝一刀切，并且还在“直过区”划阶级成分，搞“二次土改”，使“直过区”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很多群众逃往国外，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长达十年的动荡，使刚刚有起色、有发展的“直过区”受到了重创，有的地方的社会发展甚至出现倒退，一些如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又重新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括“直过区”在内的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族“直过区”脱胎于原始社会母体、社会发育层次低，积累单薄，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面对市场经济的先天弱势特点日益突出。虽然二十世纪80～90年代，党和政府加大了对贫困落后的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采取了诸如政府拨款、银行小额信贷、单位扶贫挂钩、机关联系、党员结对、社会捐赠等形式对“直过区”进行扶持帮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直过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加之以上扶持形式力度不够、无系统性等原因，使得“直过区”社会经济发展始终较为缓慢并且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日益加大。 　　（一）生产力水平低，贫困面大，贫困度深。目前云南全省民族“直过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单一，粗放的农耕经济加上一定比例的原始采集经济在其经济结构中占绝对比重，第二产业比例很小，第三产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