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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德性之关系初探 　　[摘要]在处理德性和知识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把德性置于一种主体地位：儒家以德性为知识的根基，道家则经历了从知识与德性的对立走向知识服务于德性的过程，佛家通过“转识成智”来化解二者的对立。这种德性至上的价值取向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偏执。 　　[关键词]知识；德性；关系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1-0072-(04) 　　 　　在知识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哲人曾经把知识作为德性来追求：如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德性”、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先验道德律”等皆以知识为道德之根基，走的是由知识求道德的外向性路子；那么中国则从德性出发，把德性作为知识的主体，去向外探求知识以更好地彰显自身内在的道德资源。由于价值取向、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等等之不同，中国先哲所谓的知识领域仅仅局限于人伦层面而没有走向自然的领域。西方哲人虽然把“善”之知识或理念作为一种形而上的道德本体来追求，然而在追求过程中却走向了“求智”的知识论立场。两者似乎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应该说，关于知识和德性的关系问题，是困扰人类的一大哲学问题。即使今天人们依然面临着诸多困惑，比如：为什么知识层次越高而其德性却未必越高?为什么道德教育不能有效地保证德性的提高?怎样才能开发人之德性?德性靠什么来维持?等等，诸如此类现实问题颇多，均值得研究。本文仅从中国哲学传统出发，试图探析中国先哲在知识与德性关系问题上的“德性偏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形成原因，以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一、儒家：德性乃知识之根基 　　 　　在德性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始终是态度鲜明地置德性于“首位”的实践者。如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教书授徒时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一个人是否值得学习的重要条件乃是德，“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欲学知识首先要有德性，德性是学知识的必备要素，无德性之人断然要失去学习资格的，所谓“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在孔子那里，德性既是学习之起点，亦为学习之主旨，因其教授的内容仍关乎德性，目的亦在于德性之提升。孔子传授的六艺即为明证：《诗》言志，教人树立理想；《书》言事，教人了解前朝之兴衰，以鉴于今；《礼》言和，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乐》也是一种教化，提倡社会的和谐；《易》道阴阳，是用自然的秩序来论证人伦之等级；《春秋》道名分，则是维护上下级的关系，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理论基础。因此，孔子的教科书之内容几乎全部围绕道德而展开。即使有时孔子要求学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看重的仍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功效。其后的思孟学派则顺着求“德”之主张，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见解：教育之目的就是修道，提高德性。《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切的知识都是围绕着德性而展开。因此我们可以说，德性既是儒家立世之起点，又为修养、学习之终点。换言之，德性就是知识，儒家的经典著作皆围绕德性而展开，如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志功之辩、理欲之辩、天人之辩等等构成了整个儒学的知识体系。若有不同，则表现为历代儒学家对伦理问题研究角度相异，但“德I生”主题则是永恒的。即使主张性恶论、提倡以法制恶的苟子亦仍然推崇“化性起伪”的道德教育，故其学说得到发扬。而韩非子稍微例外，妄想以纯粹的法制来抑制人性恶，结果却身死名败。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土壤一开始似乎就传承了上古持戚为舞的“合和”精神和尧舜禹禅让制所透射的德I生传统。 　　从先秦儒家的传统来看，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德性乃知识”之结论，但它有时却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一个建立在德性基础之上(人性善)的人学到关于德性的知识，但却不能行善，那么知识和德性就又油水分离了。因此当涉及到具体评价问题(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时，德性与知识之关系该如何定位?为解决此矛盾，后世儒学家颇费了一番周折。其中在理论上解决的比较圆满的当首推北宋的张载，他把人之德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从而在二重化的人性论中找到了善恶的来源，特别是恶的来源。这样就解决了性善基础之上的人通过学习善的知识也可能导致恶的行为，因为气质之性是受后天环境影响的。不过，虽然张载在理论上解决了个体微观存在的矛盾，但他依然注重道德教化的力量。因此其哲学著作亦围绕道德教育而展开，即他同样将“德育”作为知识的主要内容。另外，二程兄弟提出的“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见解，主张涵养德性必须持敬，学问长进则在于获得知识，可谓把知识之获得同德性之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就其终极目的而言，知识的获得仍是为了圣德的完备，这一点